试想一下，富人的财产无法被子嗣所继承而不得不捐献给社会协助穷人接受教育，于是他们的后代又站在同一起跑线竞争，如此循环，却没有出现“君子国效应”，的确美好。但它因为处于精确，完全静止的天地而显得不现实。因此，我们应该在税制上做工作：如50%的遗产税，较高的起征点以及高的累进所得税率。而政府则将财政预算的重心放在社会福利：社保，医疗和教育。虽然弗里德曼对美国公立学校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在我国，公立学校却如荒漠甘露般珍贵，而且越多越好。教育产业化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在睁眼说瞎话。
现在让我们把思维转到对经济学的哲学思考。
接触经济学有一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花在考卷上那千篇一律的答案），常常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经济学不具备普适性？为什么要等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了才奠定经济学的基础，使其独立为一门学科？要知道，商品远在哲学，数学等之前就随人类起源而出现！在这本书中我知道，这在经济思想史上称为“海尔布鲁纳难题”。而更有意思的是“海尔布鲁纳难题”的中国版——50XX年的灿烂文明史，有诸子百家的思想盛宴，有四大发明的科技智慧，却始终不能为世界贡献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时至今日，甚至被郎咸平取笑大陆只有不超过五位经济学家。这一点是否值得我们去深思呢？也许这个时候有人会惯性地搬出“制度”，“意识形态“等来做课题，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沉下来发现细节，从自己做起呢？
首先要提到近年来争论不休的“经济学家需不需要道德”？提两个问题是这个论点形象化：一，为纳粹服务的经济学家该不该被诅咒？二，为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的经济学家该不该接受审判？我的回答是：前者是无辜的，而且他们应该像隆美尔一样被尊重。（这一观点恐怕卢老师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因为在他们的领域有一套职业规则，以纯粹的经济学观完成价值判断。即尊重自己的职业道德而不应渗入生活道德。而后者应该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谴责。如中国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被“资本”和“权力”阶层收买后颠倒是非，为这些利益集团服务，置普通百姓于水深火热。如“油价与国际接轨”。如“把土地全卖给我，我让你们发财”。岂知厚颜无耻？
也许学过经济学的会说：人类行为的规律不是建立在宗教心跳或古老的戒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利原则的基础上。没错，“理性经济人”都是自私的。
由此，经济学与道德不可调和的对立便呈现开来。我们将其简化地提问，即经济学家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们是工人，按时按量交论文开讲座拿工资；他们是经济命脉的主导者，一个观点就会引发社会剧烈反应。像这样一个神圣的职业完全是有必要受法律监管的，而且一旦出错便追究责任。所以这些神圣的工作者们讲话的时候要先摸摸良心，而且宁可少说一千，不可错说一句。
其次，经济学家都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他们可以用经济学眼光来分析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成本——收益的计算结果。以上说辞其实是一个有名的悖论，卢老师也给予了纠正，在他看来，“爱”和“民族大义”等事件是经济学原理解释不通的。如“田螺为仔死”。父母辛苦一辈子将孩子拉扯大而不求回报。卢老师确实很有儒学修养。但我们从长远来看，孩子长大成人，独当一面，或者我们可以假使他们为保家卫国等等光荣的事情做了贡献，父母该有多大的满足感。在外人看来会为他们不值，但在父母的内心，他们已经知足了，他们只希望孩子快高长大平平安安，他们一辈子的成本只在孩子长大那一刻带来了效用。再比如抗敌或与歹徒搏斗的英雄。生命的成本是沉重的。但他们“权衡”过成本——收益，并认为有“赚头”。即使不幸死去，用生命换来祖国的统一或者社会的安稳，收益是大于成本的。之所以颠覆“人的一生都是成本——收益的计算过程”这一明显的“悖论”，无非想表达，有些人很容易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