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文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展现并非是以作者的单版作品作为载体的，而是以报刊媒体作为新文学创作的园地和传播的载体，《努力周报》正是这类彰显五四精神的优秀报刊，其中的文艺思想是对五四之前的旧传统的批判，代表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心声。
关键词：《努力周报》 五四精神 文艺思想
新文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展现并非是以作者的单版作品作为载体的，而是以报纸媒体为主力作为新文学创作的园地和传播的载体，钱基博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道：“白话文乘方兴之运，先之以《新青年》之摧锋陷阵，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实为主干，而风所鼓，继起应和着，北京则有《新潮》月刊，《每周评论》，上海则有《民国日报》附张之觉悟，《时事新报》之‘学灯’，推波助澜，一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为宣传是则胡适‘建设的文学’之鹄者也。”从钱基博的语段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学在传播和创作过程中，报刊媒体的作用之甚，但也发现另一现象，胡适常将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显然是将新文化运动比附欧洲的“文艺复兴”，然而，不管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其新思想和新文艺的发展都是两者相互砥砺逐渐进步的，两者间并不存在指导的关系，故欧洲此两项运动的过程持续往往达一两个世纪，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的首倡伊始就已经有了思想上的指导，故中国的新文学能在开展之初就能显露逼人的势态，但正是缺乏欧洲两大运动循序渐进达数世纪的砥砺，暴发户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也为未来埋下了不确定因素和各种隐患。
回到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们，和前辈们欲在器物乃至制度上的革新不同，他们发现最根本的革新是思想上的革新。陈独秀就曾说：“伦理之觉悟乃是最后之觉悟。”胡适也说：“打到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到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要大家努力了。”但是徒有这种理念并不能有效开展思想革新，更迫切的需要则是一个切入口，毫无疑问，文学的革新就是最好的切入口。因此，文学革命打从结胎而来便已烙上了“文以载道”的印，但这个“道”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谓的道，这种道的基本前提是追求思想的革新，在这种前提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衍生出若干枝节，一言而括之，则皆为“文学工具论”，和王国维式“纯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努力周报》的精神内质是继承了《新青年》的精神——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它的外在表达则是继承了《每周评论》，胡适本人也坦言，“是每周评论被禁后勾起对于政治的瘾。”故《努力周报》首先仍然是一个政论型报纸，但与其他人办的政治性报纸不同，胡适等人认为，“不能不谈政治的问题”，实是“因时势的需要”，而当日的主张——“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仍旧不当抛弃”，所以“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方面的”。
《努力周报》上的文艺即体现一种非常明显的“文艺工具论”，只是这种工具论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文艺工具论，而是“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人生很切重的一种工作”、“文学是人生的自然地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泻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娱乐为目的，而是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这也符合文学革命倡议者们的一贯主张。《努力周报》对文艺的关注方向主要包括：小说、诗歌、外国文艺的译介及对中国古典文艺的整理。其文艺思想继承了《新青年》时代的文艺主张，如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简而言之，则可括为：继续捍卫白话文学，从文学革命初的试验性质转入真正的文学创作，对于新文学开始形成一个评价的标准；对于封建思想批判的深入；提倡国民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社会文学。
客观地说，在文学革命之初，文学革命阵营群论对文学革命尤其是白话文学的创作并未显示足够的自信，鲁迅就曾把白话文的写作，“看成心绪的表达，有时甚至希望自己的文学能够速朽。”面对汗牛充栋的封建文学经典，信心爆满的文学革命者如胡适者，其信心也仅是建立在对历史进步主义的近乎偏执的执着之上，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是也，而非是对新文学本身的自信。虽然文学革命的前途不可限量，但此时的文学革命仍然不能自力更生，它还需要更多文学革命者们的继续捍卫和努力。就新诗而言，文学革命之初的新诗创作虽数量甚巨，但论到质量则并不那么乐观了，且在当时对于新诗的优劣评价也尚未形成标准，评价新诗多由个人的感官好恶来进行。例如周作人的《小河》被视作初期新诗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其象征意义和清新的文字使该诗独有一番意蕴，但周作人在诗首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有人问我，这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这样潇洒的态度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但其显露出来的另一面则是诗人在创作时的玩票心态，这代表了当时很多写作新诗的人的心态，这也无法避免，因为一个客观的文学评价体系必须在相当数量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取舍而逐渐形成的。到了《努力周报》创办时期，这个条件也相对成熟，在《努力周报》中也常常出现对新诗较客观的评价，并同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新诗作品。
其次是对旧思想的继续抨击，但与文学革命之初口号式的抨击不同，此时的抨击则带有思辨的色彩。在痛打“落水狗”（鲁迅语）之后，还需思考怎样避免“落水狗”的重新上地反击，要知道剪掉头上的辫子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剪掉心中的辫子，打掉封建文艺里的鬼魅魍魉，是《努力周报》的题中之义。对于文艺方向的把握，《努力周报》则是倾向“为人生”的平民文学论。该刊也刊载了数量众多的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如表现青年对人生的迷惘的《长日》、《少年阮仁德失踪》等，表现平民生活和爱情的《柚子》等。
与现代文学的创作逐渐成熟相对应的则是外国文学的引进，鲁迅就说：“文学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一个封闭体内的自生物，而是开放世界体系中，从内在的社会要求与外来的影响的相互撞击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外国文学的引进，译介则是其中必然的过程，由于中国语言的特殊性，译介有时也近乎一种文艺创作。到了《努力周报》的时代，译介工作在随着文学革命的进程，通过实践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标准，在《努力周报》上就有相关讨论甚是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