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内涵丰富，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党建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建理论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不同，二者在党建战略、党建形式以及党建着力点等方面又有所区别。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成功地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党建理论体系。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点，对于认清当前我们的党情，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使其更好地发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紧紧围绕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基本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党建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其共性是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一）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1]（P.85-86）为此，他提出要注重党内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的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2]（P.875）为了从思想上建党，彻底肃清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1年5月全党开展一次从思想上整顿党风的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通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随后在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毛泽东针对执政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时，多次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1978年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在党的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在党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此外，邓小平还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谈到经济调整时，邓小平指出：“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预料不到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改善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思想政治工作提到一个更加高度的位置。
（二） 重视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毛泽东、邓小平都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阐述了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P.89）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3]（P.528）1945年4-6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标志着民主集中制日益成熟。
此外，毛泽东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3]（P.526）
邓小平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建党方面。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4]（P.333）因此，他在正确总结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的经验，继承了正确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要逐步形成富于生机和活力的干部队伍建设机制。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提出了新时期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同时强调树立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用人观念，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邓小平制度建党的理念下，我党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作为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P.1093-1094）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1949年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骄傲自满等作风不纯的现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P.1438-1439）1957年开展的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党的纯洁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特别强调党风建设。他说“要搞好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在党风建设方面，他提倡全党同志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此外，邓小平将反腐败斗争纳入党风建设之中，他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二、 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的不同点
（一） 战略思路不同——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新民主主革命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6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此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这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1957年特别是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由于党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实践中偏离了八大路线确立的正确目标，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民主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内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此后，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二） 党建形式不同——从“整风建党”到“制度建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以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依然强调整风的重要性。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
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制度建党。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认为，只有从制度着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进行一系列党的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包括：（1）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政分开，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2）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3）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4）改革党的工作制度，克服官僚制度。邓小平以改革为动力，对党进行全面改造，实现党建方略的根本转变——制度建党。
（三）党建着力点不同——从反右到主要是防“左”
在党的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1927年-1935年间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全党长达五年，几乎断送了中国整个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一定的损失；建国以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反“左”防右的思想。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为此，邓小平多次反‘左’，在其努力下，‘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斩露头角。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总之，毛泽东、邓小平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党建学说，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比较毛泽东、邓小平党建思想，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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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