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composition）是经过人的思想考虑和语言组织，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记叙方法。作文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作文体裁包括：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议论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6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6篇
第1篇: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
关于红军的作文
关于红军的作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都读过这首诗,感受到革命先烈们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尽风雨终见彩虹。今天少年军校为我们请来一位了不起的革命老前辈——他经历过很多战争曾是伟大领袖周恩来的警卫。
老爷爷精神抖擞，声情并茂地讲起了革命路上的英勇故事，让我感到最了不起的是十大元帅之一——贺龙老前辈了。
有一次，他正指挥战士们如何进攻。突然，敌人发出的一枚炮弹炸到了我军指挥部，贺龙老前辈的手臂受了重伤。他坚决不下火线，把战士们急坏了，直到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坚持了，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这下他才被迫接受手术。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麻药，医生怕他疼想用别的药代替“用了这种药会使大脑受损伤，恐怕您以后不能再指挥作战了。”“不行，坚决不行，要不你往我嘴里塞块布我忍着。”贺龙握着拳头说。医生实在是不忍心，“没问题，我是一名军人，不能打仗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提高了嗓门，医生只得服从命令。手术中贺龙老前辈的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像发“洪水”一般。手术结束后前辈咬着的布已经变成一块块的碎片……
听完老爷爷讲的故事我震撼了，原来革命先烈是那么的勇敢，是那么坚强。正因为有他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所以我们要努力拼博，好好学习革命先烈的意志力，长大后做祖国的栋梁！
第2篇: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
广西灌阳酒海井发现超20具红军遗骸，他们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血战？
9月24日，广西灌阳，超过20具人体遗骸被安葬在红军烈士纪念园。这批遗骸，打捞于灌阳县新圩镇酒海井内的淤泥深处，他们的身份，是83年前在灌阳作战期间受伤的红军烈士。
灌阳县新圩镇，一个略显陌生的地名。可若提起83年前长征途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几乎无人不知。打响湘江战役第一枪的，正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的首战——新圩阻击战。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为保证中央纵队及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红三军团红5师、红6师18团、红五军团红34师先后在灌阳新圩浴血阻击国民党军队，最终，红5师折损过半，红6师18团和担任后卫的红34师几乎全军阵亡。更令人发指的是，红军救护所里的百余名重伤员，因战事紧急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抓住后竟活生生扔进井里而壮烈牺牲。
在灌阳本地，红军被沉井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然而，直到今年9月，他们的遗骸才重见天日。惨烈的历史被证实，而红军遗骸背后的那场血战以及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再次震撼了我们。
“铁三角口袋阵”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桂边境。当时，中央红军的计划是进入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自东向西渡过湘江。横跨在广西和湖南边境上的湘江，是红军北上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也盯上了这条必经之路，屡次“围剿”红军失败的他企图借助湘江天险设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意识到红军的动向后，迅速在南昌召开国民党军事会议，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兵分五路“追剿”红军。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五路“追剿”计划前堵后追、南压北挡、两侧夹击，调动25个师近40万兵力，最终目的是将红军包围在以广西全州、兴安和灌阳为顶点的“铁三角口袋阵”，彻底消灭红军在湘江东岸，可谓万无一失。只是，蒋介石没想到，他的“铁三角口袋阵”竟然悄悄地向红军开放了一条通道。
11月22日，白崇禧突然下令，原本已经进驻桂北边境全州、兴安和灌阳三县的桂军主力，均撤向灌阳往南约百公里的恭城方向。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1929年的蒋桂战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都有李宗仁、白崇禧反蒋的身影。作为国民党内最有军事才能的地方军阀，白崇禧对蒋介石只是维持着表面的服从。
部署“铁三角口袋阵”时，蒋介石为笼络桂军，特地给白崇禧发了一大笔军费。果然，白崇禧部在桂北一带撒开大网，一副严防死守、与红军决战的架势。不过，这样的架势并没持续多久。灌阳县史志办原主任、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副院长文东柏告诉记者，多了个心眼儿的白崇禧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薛岳中央军一直在红军后方追而不击，始终与红军保持着30公里的距离。他不由对蒋介石起了防范之心，能追上却故意保持距离，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把红军赶进广西，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等双方两败俱伤，中央军再坐收渔翁之利。
“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大约是8.6万，而桂系的正规军只有2.9万人，其余的都是民团和地方势力等，双方若正面开打，桂系占不到什么便宜。”文东柏分析说。既然如此，白崇禧自然要找借口避免与红军大规模血战。
事实上，11月20日晚，白崇禧就已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决定把兵力向南撤往恭城一带，他欠缺的只是一个南撤的借口。没想到，就在白崇禧绞尽脑汁寻找借口时，11月22日，红军的一小支兵力——红九军团先头部队对桂军防守的龙虎关发起了攻击。龙虎关恰好就位于恭城，北距灌阳约百公里，是广西与湖南的重要通道之一。这一行动简直是白崇禧从桂北撤军的绝佳借口。11月22日下午，桂军开始南撤。就这样，万无一失的“铁三角口袋阵”被打破，一条生命的通道悄然向红军敞开。
可惜，这条通道敞开没多久，蒋介石就发现了白崇禧的意图。他在给白崇禧的电报中怒斥，“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话说得如此严重，白崇禧部不得不重新北上。
不过，向蒋介石展示“剿匪”决心的同时，白崇禧仍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决定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也就是让开正面，占领侧翼，狠狠打击尾部，目的是促使红军早日离开桂境，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断绝中央军尾随红军深入广西的可能性。
白崇禧决定狠狠打击红军尾部的地点，正是灌阳新圩。
“不惜一切代价”1934年11月27日，红5师师长李天佑正带领部队行至灌阳县文市附近，译电员送来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是红三军团发来的，电报内容简单直接，命令红5师14团、15团立即赶往新圩附近，阻击敌人，保证整个部队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
接到这样的命令，李天佑并不意外。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一直是长征的前锋部队之一。红军长征时采取的是甬道式阵形，所谓“甬道式”，就是中央纵队、老人妇女和后勤部队等走在中间，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走在队伍的左前、右前、左侧、右侧和后方，像抬着一顶轿子，从五个方向保护中央纵队的安全。而彭德怀率领、李天佑隶属的红三军团，就行进在中央纵队的左前方向。
甬道式阵形在战略转移时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缺乏作战灵活性。据说，毛泽东曾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无奈当时的红军由李德、博古为首的最高“三人团”掌权，毛泽东虽名义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已被排挤出了决策圈。彭德怀也曾经气恼地评价这种阵形：“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这个样子打仗，注定是一场硬仗。李天佑接到的电报中，最后一句是个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任务是艰巨的，文东柏告诉记者，当时李天佑带领的两个团，加上军委临时指派的“红星”炮兵营，一共不过3900多人，并且已经连续多日急行军，且不说武器、弹药，就连最基本的给养都不充足。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在灌阳县城以逸待劳、本土作战的白崇禧部两个师，敌军足有13000多人，还配备了飞机、大炮。
1914年出生在广西的李天佑，当时只有20岁，但早已身经百战。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百色起义和中央苏区的多次反“围剿”战斗。他当然深知此战的艰难，但他更清楚这次战斗的关键性。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沿着穿过新圩的唯一一条公路，向南15公里是灌阳县城，红5师需要阻击的敌军就驻扎在那里；向北5公里，则是红军去往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古岭头。新圩就像这条路的咽喉，一旦被敌人抢先占领或突破，向东北方向，敌人可以轻易堵截红军入桂的关隘；向西北方向，则可快速占据湘江东岸的各个渡口，那样红军将彻底被围进蒋介石的“铁三角口袋阵”里。
确定了新圩的位置，李天佑立刻带领红5师，火速向新圩推进。几乎与红5师同时，灌阳县城的敌军也正在一路向北，企图抢占先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所幸，27日下午4点多，红5师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抢占了新圩附近的阵地。李天佑回忆那时的情景：“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有一人深，刚好隐蔽部队。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
83年后的今天，李天佑看到的那条公路依然是灌阳通往湘江渡口的主要通道，只是当年的黄土路已经变成了平坦通畅的柏油公路。公路两旁绿树遍山，村庄祥和，只有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和若干战斗遗址提醒着我们，83年前，为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李天佑带领红5师在新圩附近的山头，硬生生扛了三天两夜。
白刃战根据新圩附近的地形，李天佑与几位师领导商量后，将全师主力部署在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以公路为界，红15团在左翼，红14团在右翼，“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左后侧。
趁着敌人尚未赶到新圩，红5师主力部队迅速开始构筑简陋的临时工事。这天，除了来时先头侦察排遭遇敌方侦察连后主动出击很快击退敌军外，下午和夜晚显得格外平静。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大战在即，这只是短暂的沉寂。
果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阵密集的炮火就响了起来。硝烟弥漫中，桂军第十五军代理军长夏威率领的第十五军44师打头阵，向红军前沿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湘江战役的第一场阻击战新圩战斗，正式打响。
面对敌军精良的武器和数倍于己的兵力，红5师的应对之措是近战，甚至最残酷的白刃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红军火力弱、弹药匮乏的困难。
作战前，李天佑向战士们下达命令，对敌人最初的进攻不予理睬，把敌人引到阵地前沿，再突然反击。许多年后，红5师14团战士刘来保还记得，“连长下令不准乱打，要保证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于是，站在距离前沿阵地不过三里路的指挥所里的李天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人……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一直沉寂着，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十几米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败下去的敌人射击……”
敌军的前两次进攻以失败告终，新圩首战告捷。但这只是开始，敌人很快集结兵力，加强火力，再次进攻。新圩阻击战的第一天，在打退一波波敌人的连续作战中结束了。
29日拂晓，战斗更加激烈。除了44师，敌军不仅增加了一个师和一个独立团的兵力正面进攻，而且在熟悉地形的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帮助下，派出分支部队从侧面迂回，前后夹击红军阵地。与此同时，6架飞机飞抵新圩上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
坚守在山头的红军战士腹背受敌，情况越来越紧张。14团一连指导员何诚记得：“我们的阵地到处都被敌人打得稀巴烂。第一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了枝干，谁也记不清已经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红军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手榴弹逐渐扔光了，子弹也打没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用刺刀拼，最后干脆与蜂拥而上的敌人厮打肉搏起来。
红军战地救护所旧址。伤亡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多，李天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列列的伤员从我的身旁抬到后面去……”“后面”，就是红5师设立在下立湾村（今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祠堂的临时战地救护所。那时的李天佑没有料想到，这些刚刚还在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被送往战地救护所的重伤员，几天后竟然会面临那样悲惨的命运。
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原因不是战士们不勇敢，而是这些山头的战士们全部伤亡了……
14团报告，团政委负了伤。15团来电话，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都负了伤，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全团伤亡500余人……
此时此刻，李天佑最希望的，就是前往湘江渡口的中央纵队能够走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甬道式”前进的队伍辎重太多，再加上山路狭窄，连续行军，这些天，中央纵队平均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军团的电报不断发来，无一例外，都是要求红5师“继续坚持”。
李天佑咬咬牙，必须坚持！他找到师参谋长胡震，派他到15团的阵地，顶替受伤的团长和政委指挥作战。他对胡震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然而，没过多久，敌人的炮火就打到了指挥所附近，而前方传来消息，胡震参谋长中弹牺牲。
消息传来时，李天佑正在给14团团长黄冕昌打电话，他“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残酷的战斗还在继续，29日下午，红5师最后一个尚未负伤的团级干部14团团长黄冕昌，也牺牲在了阵地上。这是红5师前所未有的伤亡。
30日，激战再起。时任红5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回忆：“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我把二营预备队和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战斗越来越惨烈，红军的阵地被不断蚕食。越来越狭小的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但战士们依然死死地钉在仅剩的几个山头上，敌军始终未能越过红5师钢铁般的防线。
终于，30日下午4点多，李天佑接到了军团发来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湘江，红5师的阻击任务完成。按照军团命令，红5师需将防务交给红6师18团，然后迅速赶往界首驰援红4师。至此，红5师与敌军三天两夜的血战终于结束，全师付出的代价是2000多名红军战士的鲜血和生命。
那天夜里，李天佑带着红5师幸存的1000余人，星夜兼程，西渡湘江。因为战况紧急，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员根本来不及跟部队一起转移。这个设在下立湾村祠堂里的简易救护所，几乎没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但接替红5师的后卫队伍继续战斗时，救护所仍在接收源源不断的伤员。
消失的番号接替红5师的是只有1500多人的红6师18团，他们接防的地点是新圩镇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因为双方兵力实在悬殊，红5师顽强抗击，终究没能阻止阵地的后撤——炮楼山距离红5师最早阻击敌军的排埠江村，已经北撤了5公里左右。自此再往北，地形趋缓，18团的将士们已经退无可退。
从11月30日傍晚到12月1日白天，在炮楼山狭小的阵地上，1500多名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桂军短兵相接，舍命厮杀。他们打退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在退守到陈家背时被分割包围，最终，除小部分流散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红6师18团，这支英勇的队伍，成了湘江战役中消失的三个部队番号之一。另外两支部队，一支是行走在中央纵队侧翼的红八军团，另一支则是从长征开始就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红34师。
红34师，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建制的，成立于1933年春的这支队伍，战士基本都来自闽西的贫苦农民，他们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尤其敢打近战、夜战和肉搏战。
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红34师原本的任务是接替红6师18团，在新圩附近阻击敌人尾追。11月29日下午3时，军委发给红34师的电令是这样的：“（11月）卅日晨应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红（枫）树脚、泡江以北的部队，主力应控制于红（枫）树脚，顽强保持上述的地域，以抗击灌阳之敌。”
但事实上，直到11月30日下午，不熟悉地形的红6师18团才完成了和红5师的接防，而且接防地点炮楼山是在枫树脚以北约5公里的位置。也就是说，11月30日下午枫树脚已经失守。对于战场形势的变化，34师却毫不知情，接到军委电令时，他们正在与湖南道县交界的灌阳县文市至水车一线一边布防，一边与蒋介石五路“追剿”大军中的周浑元部血战，目的只有一个——接应红军最后一支渡江队伍红八军团入桂。
周浑元部是中央军，早在红军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时，就吃过红军的亏，这一次，他们带着“报复”之心，来势汹汹。34师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直到晚年，34师100团团长韩伟还对那场战斗记忆犹新，“弹药打光了，红军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我团1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
终于，11月30日凌晨，红八军团入桂。随后，34师迅速取道大塘、立洛、洪水箐等地，向枫树脚急行军。在地图上，这条路线是一条不算长的直线，可现实中，沿途不仅尽是羊肠小道，峡谷陡壁，而且要翻过1100多米高的观音山。12月1日上午，当34师终于在观音山艰难登顶时，中央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而18团正被敌军包围，枫树脚阵地早已被桂军突破，大批的桂军正沿着那条仅有的公路向湘江渡口推进。
去往湘江的通道就这样被切断，湘江东岸的34师成了再也无法抵达彼岸的孤军。
凶残的敌军很快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湘军、桂军、中央军纷纷合围而来。而一直处于后卫位置的34师，在连续不断的阻击战中已伤亡过半，并且，因为沿途的粮食被前面的部队筹集一空，他们已经断粮多日。饥饿难耐的战士们依旧要继续战斗，他们试图寻找山间小道抵达湘江，但事实是残酷的，从12月1日到5日，在灌阳新圩及周边的山上，他们没有找到一丝通往湘江渡口的希望，遇到的只有一波又一波的敌军。
12月3日，全州县文塘村，34师遭遇桂军44师的堵截，电台被炸毁，他们与军委的联络彻底中断。12月4日，灌阳县新圩附近，又遭到桂军和民团袭击，全师只剩下四五百人。12月5日，灌阳新圩洪水箐，再遇偷袭，激战持续了一天。
这天晚上，34师决定向东而行——那是与红军渡江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据100团团长韩伟回忆，5日晚上，陈树湘师长召集大家开师团会议，作出两条决议，“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实，早在湘江战役前的11月26日，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会同军团长董振堂紧急召见陈树湘等34师干部时，就曾对他们下达指令：“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打游击。”如今，追赶主力部队无望的34师真的要返回湖南打游击了。
12月6日凌晨，突围开始。韩伟率领着100团仅剩的150多人向西打掩护，陈树湘带领余部向东突围。
12月7日，当陈树湘和战士们终于离开灌阳进入湖南道县时，只剩下200多人。没有人说得清，陈树湘和他最后的战士们经历了多么可怕的战斗。没过几天，陈树湘竟被当地保安团突袭击中腹部，身负重伤的他在昏迷中落入了敌手。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担架上，原来，敌人正抬着他前去邀功请赏。陈树湘如何肯受这样的折辱，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生生拽出肠子，忍着剧痛用牙把自己的肠子咬断了……29岁的陈树湘，就这样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即便如此，国民党军仍然不肯放过他，他们把陈树湘的首级割下，悬挂在长沙城小吴门外示众。
许多年后，与陈树湘情同手足的战友韩伟，才得知陈师长牺牲的故事，得知整个34师最终突围成功者不足百人，他们坚持了一年山区游击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的命运还是大部分牺牲。而韩伟自己，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后，成为34师唯一幸存的团级以上干部。
唯一幸存的团长文东柏告诉记者，陈树湘年长韩伟1岁，两人渊源颇深，他们相识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当时，两人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担任排长。两人还一起参加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后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闽西。从此，两人长期在闽西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友谊。据说，34师需要提拔一个师长时，两人还曾互相推让。
在34师最危险的那个夜晚，两位战友发生了第一次争执。12月5日夜晚，陈树湘原本的命令是韩伟带34师主力突围，他负责掩护，但韩伟坚决不从，他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这个师就还在！”最终，两人挥泪诀别，陈树湘带领只有几百人的主力向东突围，韩伟向西，阻击尾追之敌。
在掩护34师主力的战斗中，韩伟率领的150多人打得只剩30多人，他们不得不分散突围。最后，韩伟和身边的几名红军战士被敌人压迫到一处山尖，子弹打光了，山尖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数不清的追兵，没有人愿意当俘虏，在韩伟的带领下，34师最后的壮士们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万幸的是，毅然跳崖的韩伟和几名红军战士竟然挂在树丛上，命大未死。其中，韩伟和另两名战友被附近的一位村民王本生救了下来。王本生是个土郎中，他把三名红军藏在自家红薯窖里，悄悄帮他们治伤。据王本生的弟弟王本容、王本旺回忆，韩伟和姓胡、姓罗的红军在自家红薯窖里秘密住了9天，才躲过搜山的敌人。后来，韩伟几人化装成老百姓，混在卖桐油的村民中逃到了兴安县城。
罗姓红军后来流落至广西南丹县，胡姓红军后来去向如何已经杳无音信。韩伟则从未放弃寻找组织，在找不到组织、自己生活又无着落的情况下，他曾迫不得已暂时藏身在一支国民党部队中，四处漂泊。一天，“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韩伟终于找到了武汉地下党的消息，他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没想到却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直到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韩伟才再次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对于这段惨烈而痛苦的往事，直到1992年去世，韩伟也不曾对家人提过，就连他的独子韩京京，也是在父亲离世后才慢慢开始走近这段历史。
去年10月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让很多观众对34师最后的悲壮历程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今天的观众不知道的是，或许是因为34师的幸存者极少，或许是因为发生在桂北大地的这场战事太过惨烈，在很长一段时期，公开的史料和出版物中几乎都看不到番号已经不存在的34师，甚至整个湘江战役也甚少被提及。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开始寻访长征，34师和它背后的湘江战役，才第一次大篇幅地出现在他后来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只不过，在索尔兹伯里的著作中，34师的全军覆没仍然是一个谜，他只能以第三者回忆的方式叙述这段悲壮的史实：“几个小时以后他们（红八军团）又听到了34师交战的声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34师的声响。整个34师全军覆没，幸存的只有师长和几个掉队的战士。”
在书中，索尔兹伯里把后来牺牲在皖南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错误地当成了34师唯一幸存的“师长”。事实上，真正的师长陈树湘在灌阳战斗后英勇就义，而唯一幸存的团长韩伟，直到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才悲痛万分地写出了亲历者对34师的第一篇回忆文章。韩京京告诉文东柏，当时，两位负责编撰长征史料的同志提出请父亲写这篇文章，这个本来简单的请求，却让八十高龄的韩伟两顿饭粒米未进。
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34师战斗过的灌阳等地，开始着手抢救这段历史。文东柏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末，灌阳党史部门走访了红军足迹经过的400多个村庄，那时，在灌阳落户且尚健在的老红军还有17名。其中，有跟韩伟一起跳崖后失散却幸存的34师战士曾广益（又名曾繁益），有红5师14团负伤昏迷的战士刘来保（原名刘炳煌），也有其他部队辗转流落到灌阳的老红军。这些人和韩伟一样，都是在或伤或病的情况下，幸运地被灌阳的老百姓冒险救下。老红军刘来保在为战士们讲红军故事。然而，被救下的红军毕竟只是少数。据灌阳县统计，1934年红军在灌阳战斗期间，至少牺牲了6000多人。而那些没有牺牲在战场的伤病员，在与主力部队失散后，不得不面对凶残的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大部分最终没能逃脱敌军的残杀。今年9月，广西灌阳县在新圩镇酒海井打捞出的人骨遗骸，其真实身份，就是下立湾战地救护所里被反动势力残害的红军重伤员。
酒海井灌阳县组织人员在酒海井内清淤。
酒海，指的是一种大型盛酒容器。酒海井，位于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井口直径约2米，上小下大，因其形取名“酒海井”。灌阳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余旭生告诉记者，酒海井看似是井，其实是个溶洞，下面与暗河相通，谁也说不清它形成于何时，也没有村民知道它到底有多深。
除了深不见底，关于酒海井，当地百姓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红军战士曾在这里被沉井。这无疑是个惨烈的故事，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这个当地人人皆知的故事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去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节点。据灌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恒志介绍，牺牲在灌阳的红军烈士有6000余名，当年战斗后很多烈士的遗体都被当地百姓自发收敛，就地掩埋。近年来，为告慰先烈英魂，灌阳当地一直致力于寻找散葬红军遗骸。截至2016年9月，通过走访老红军家属、查找回忆录、广泛搜集群众线索，以及实地调查，灌阳县境内发现了40多处规模较大的阵亡红军遗骸散葬地，累计散葬的红军遗骸达2560具。
去年9月28日，灌阳县在新建成的酒海井红军纪念园举行迁葬仪式，将第一批散葬红军烈士遗骸迁入纪念园。酒海井那时尚未发现实物证据，在这里表达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是因为2003年灌阳县在这里竖立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而此次举行迁葬仪式的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建设于去年。在这个紧邻酒海井的纪念园，第一批烈士的遗骸终于得以安息。然而，当周恒志看到酒海井，他又想起了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终年不见天日的酒海井里，是否有可能寻找到红军烈士的遗骸？
他想试一试，可是，这个工程太艰巨了。摆在面前的第一个困难是，百姓的传言能当真吗？灌阳县决定，先重新核查史料证据。于是，工作人员一边走访新圩附近的村民，一边再次梳理史料。有心人，天不负，两边的努力都有了令人欣慰的发现。
酒海井附近的不少村民证实，上世纪70年代，灌阳大旱，村民们曾从酒海井抽水灌溉，巨大的用水量使得酒海井里的淤泥裸露了出来。为了继续抽水，有村民进入井内清淤，结果发现淤泥里竟然有骨头。
住家紧挨战地救护所旧址的村民蒋仁贵，就是当年进入井里的人之一。今年已经89岁的他告诉记者，当时曾摸到人的脚部骨头。只是当时他和很多人一样压根没有想到，这些骨骸就属于他儿时见过的那些红军战士。1934年红军路过灌阳时，蒋仁贵才6岁，他记得自己家前面的祠堂里住满了年轻的红军伤员，除了极个别人偶尔到院子里活动，其他人都是重伤根本动不了。乡亲们见红军可怜，有时悄悄送去一些吃的喝的。伤员们在祠堂住的时间很短，最多不超过10天。可是，当记者问到这些伤员们后来去哪儿了，当年才6岁的他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印象，他现在知道的，也是后来村民们流传的说法。
让传言变得更为确凿的，还是灌阳史志部门留存的史料。1983年，灌阳史志部门征集党史资料时，曾经有一位老红军口述称亲眼见证了红军被沉井的悲剧，这位老红军就是红5师14团的刘来保。文东柏告诉记者，刘来保负伤后，曾在下立湾的战地救护所住过，等伤势稍微减轻自己能动弹时，他就离开了战地救护所试图追赶大部队。可惜，他的身体实在太弱，最后还是昏倒在了酒海井附近的山上。此时的刘来保还不知道，他万幸地躲过一劫。那天傍晚，当他在昏迷中醒来时，眼睁睁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民团和地方势力“用棕绳捆住伤员的头和脚，用木杆子抬到酒海井，一个个丢下去，好几天后，井里还有人在喊叫……”那些伤员，正是他刚刚离开没多久的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战友。他流着泪想去救人，可负伤的他好几天水米未进，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后来，还是新圩附近的两位老人家在山上发现并收养了他，他才得以活命。
多方线索互相印证，红军遇难的历史事实应该可以确定了。可是，寻找遗骸的行动，还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
烈士入土专家团队对遗骸进行清洗、分类、修复和身份鉴定。
周恒志告诉记者，若真要寻找遗骸，必然涉及科学打捞、鉴定身份等专业问题，不能蛮干，但县里从来没跟这样的专业人员打过交道。也是巧了，今年4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的“湘桂古道”考古团队正好来到灌阳，闲谈之间，周恒志跟他们聊起了寻找酒海井红军遗骸的想法，没想到，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珍研究员最擅长的领域之一就是水下考古，早在1989年，他就接受过潜水训练和水下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培训。更巧的是，李珍就是灌阳人，对于牺牲在家乡的红军烈士，他有特殊的感情。双方一拍即合，寻找红军遗骸的事很快列上了日程。
4月开始，灌阳县一边进行更多的准备工作，一边观测酒海井的水位。每年4月至9月是当地的丰水期，而酒海井所处的位置几乎是灌阳县地势最低的地方，打捞必须选在水位较低的枯水期。幸运的是，今年8月开始，灌阳的雨季慢慢过去，水位开始下降。
8月13日，灌阳县正式启动了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的勘探打捞工作。据余旭生介绍，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潜水的方式直接勘探，但当李珍和同事们潜入水中后，很快发现，井下地质复杂，井内通往地下河的洞口也被淤泥和石块堵塞了，勘探完全无法继续。
打捞工作一度停滞，直到8月31日，外地一家潜水俱乐部的潜水专家听说了酒海井勘探打捞遇到的困难，便主动派人前来帮助。他们潜入井内勘探后，建议先行清淤，再进行打捞。于是，一个新的勘探打捞方案开始执行，9月1日，灌阳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民政、武装、消防、水利和供电等多个部门，开始组织抽水。9台抽水机分别放置在酒海井井口以及井底地下河在山的另一侧的出口处，昼夜不停地运转。终于，9月9日，井口下方十多米处的淤泥露了出来，消防官兵和村民们小心翼翼，把淤泥一点点地往外清出。
直到这个时候，对于井内能否打捞到红军遗骸，灌阳县工作人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用周恒志的话说，“心里没底，毕竟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井底也不是封闭的。”但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做这件事，“为了让红军英烈安息，更为了传承长征精神。”
事情的发展之快出乎周恒志的预料。9月12日上午，清理到淤泥下方约3米时，一个回水湾处，赫然出现了一块人体骸骨。因为浸泡的时间太长，骨头已经发黑了。随后几天，更多的骸骨陆续被发现。余旭生说，最让他震惊的是遗骸旁有打结的棕绳和石块，其中一具相对完整的遗骸，被发现时骸骨上甚至还裹着当年捆绑的棕绳。淤泥中与遗骸一起发现的棕绳。截至9月15日，大量的人体遗骸已被打捞上来。尽管种种证据都将这些遗骸指向83年前的红军伤员，可是，他们的身份确定，最终还需要科学鉴定。
很快，李珍及其邀请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李法军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对骸骨进行清洗、分类、修复和身份鉴定。9月17日，专家团队得出结论：清理出的人体遗骸至少有20具；可确定遗骸均为男性，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个体身高在1.37米至1.63米之间，体重未超过55.67公斤，骨骼整体发育较弱；一例颅骨上有明显的外力创伤痕迹。此外，骨骼与棕绳、石块等遗物均有明确的埋藏学共出关系。
年龄、性别、身体发育情况、创伤情况，甚至棕绳和石块，都与口述史料、当地村民的回忆相吻合，这也就意味着，这批遗骸的身份，确实是83年前遇难的红军烈士。
惨烈的历史终于被证实了，可是，这些红军烈士究竟属于哪一支部队？对此，文东柏表示，目前只能根据党史资料判断，他们是下立湾战地救护所里的重伤员。这个救护所是红5师所设，这些烈士很大可能隶属于红5师，也就是打响湘江战役第一场阻击战的部队。但也不排除一些烈士是后来在灌阳新圩附近作战的红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红34师的战士。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红军烈士一定是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灌阳战斗过的英雄。
遗憾的是，这些红军烈士姓甚名谁，来自哪里，目前依然无从知晓。不过，据余旭生介绍，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的消息公开后，已经有福建、江西的多位红军后人来信“寻亲”，希望对烈士遗骸进行DNA比较鉴定。“我们已经提取了烈士遗骸的DNA信息，目前正在进行鉴定，尽管概率小得微乎其微，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这些无名烈士找到亲人，让他们真正地回家。”
9月24日，我国第四个烈士纪念日前夕，打捞自酒海井的这批无名烈士遗骸被安葬到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园中。
83年前，从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恶果，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终于迎来新的转折点。83年过去了，为红军突破湘江付出性命和鲜血的这些红军烈士终于远离黑暗阴湿的井底，入土为安。他们的姓名或许永远无人知晓，但他们的英魂和功勋将与那场发生在桂北大地上的血战一起，永远被铭记。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7年10月31日【版权声明】本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除注明来源外，均来自微信号“北京日报纪事”（bjrbjishi），版权均属北京日报社所有，任何媒体、机构或个人未经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或发表。违者将由北京日报社依法追究责任。
第3篇: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
红军长征与茅台酒传闻
【期刊名称】党史纵览
【年(卷),期】2016(000)006
【总页数】1
红军长征路经茅台镇，战士用茅台酒洗脚，是风传甚广的“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很多回忆录里都有论及，例如，《耿飚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描写：“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萧劲光也在回忆录中写道：“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
从这些回忆文字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红军战士的确用了茅台酒，而且主要是用来擦（搓）脚疗伤、舒筋活血的，至于是否用来洗脚，以上回忆录就没有说明了。
近期笔者偶得一册珍稀残本，书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简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7年抗战出版社出版，编著者朱笠夫。这是目前所见较早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图书。该书是这么记载的：“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由此可见，红军战士确实用茅台酒洗过脚。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致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在2012年6月4日的《北京日报》上登载了《“打防御战要有乐于吃亏的精神”——罗元发将军三五事》一文，文中提到将军对茅台酒泡脚治病一事的回答：“其时，部队缴获不少茅台酒，许多战士并不知其为名酒。是时连续行军，天气潮湿，红军中烂脚者甚多，故有人用茅台酒洗脚消毒，其实是用酒泡脚．盛小半脸盆酒，大家轮流泡一泡。”罗元发将军明确提到许多红军战士不知道茅台酒是名酒。
第4篇: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
红军时期烈士事迹五篇600字
抚今追昔，共和国的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万千;继往开来，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仍呼唤我们奋然前行。接下来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方便大家阅读与鉴赏!
写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1
一双草鞋、两个绣球的血色浪漫
长征中的爱情故事,是真正的血色浪漫。
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厅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双独特的草鞋。讲解员介绍,这双草鞋是用黄麻编的,比一般的草鞋结实耐穿。它独特之处不仅是材质不同,还因为它的鞋头上挂着两颗红色的绣球。而这双绣球草鞋的背后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红军战士谢志坚在长征出发前,恋人春秀姑娘点着灯为他连夜用黄麻编了这双草鞋。他带着草鞋上路,似乎带着爱人的陪伴。谢志坚格外珍惜这双浸透着春秀浓浓爱意的草鞋,长征途中只穿过两次这双鞋。一次是过金沙江,谢志坚想起了春秀送他渡于都河的情景,于是他穿上了这双草鞋。再一次是强渡大渡河,当时形势十分严峻,谢志坚做好了血染战场的准备,他怕再不穿就没机会了,于是再次穿上这双草鞋。革命胜利后,1951年,谢志坚重回于都寻找春秀,但他得到的是不幸的消息:谢志坚走后,春秀因与反动派作斗争,被敌人残忍杀害。谢志坚抱着那双草鞋,泪如雨下,从此更把这双草鞋视若珍宝。后来谢老把草鞋捐给了纪念馆,捐赠前,他特意在鞋头缝上了两颗红心绣球,代表他对春秀的挚爱深情。
写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2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要夺取的泸定桥。
反动派早派两个团守着桥，后又增援两个旅，妄想消灭我军于桥头。我军看出敌人的诡计，决定让红四团于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
时间只有20多小时，路程有120公里。抢在前面，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红四团翻山越岭，击溃敌人好几股阻击，在晚上7点来到离泸定桥55公里处。战士们不顾饥饿，疲劳，冒着大雨，点起火把跟敌人赛跑。敌我双方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大得把火把浇灭了。敌人停下宿营，我军继续进行，于29日清晨赶到泸定桥。
泸定桥离水面有几十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2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上面就像荡秋千一样摇摇晃晃，让人心惊胆寒，河里水急浪大，水声震耳欲聋。桥对岸是泸定城靠着山，西门堵住桥头。守城的敌人筑好工事，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红四团发起总攻。团长，政委指挥作战，战士们用所有的武器开火。三连突击队的22位英雄攀着铁连冲向对岸，三连紧跟其后，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冲到前面，敌人就放起火来。团长和政委喊着：“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啊!”喊声激励着英雄们奋勇前进，穿过大火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激战两小时战胜了敌人，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长征中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红军主力渡过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最前线。
写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3
今天，我们学习了《飞夺泸定桥》一课，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
在1935年5月期间，红军北上抗日，向天险大渡河挺进。他们要度过大渡河，必须夺取泸定桥。因此，红军不吃不睡，跟敌人的援兵抢时间，冒雨率先到达泸定桥。接着，二连突击队开始攻夺“天险”和“人险”泸定桥。经过一场浴血奋战，红军夺下了泸定桥，主力部队终于度过了大渡河。
泸定桥里水面有几十丈高，现在连木板都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索。大渡河水流湍急，只要一失足，掉到了河里，生命就结束了。可见红军夺桥的艰难。
红军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看，在这么艰险的环境下，红军却奋不顾身、不畏艰险、英勇顽强、勇往直前，他们这种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长征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在那部数十万红军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英雄史诗里，每一个字都闪烁这震撼灵魂的光辉，每一诗行都有一股力量沉淀在我们的民族血液中。长征精神也值得我问每一个中华儿女学习。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向革命先辈一样，为祖国做出伟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可以在面对困难、挫折时选择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在面对集体与个人利益得失时，选择牺牲自我，把集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坚持不懈……
写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4
《勇士》讲述的是红军长征中强渡大渡河这一段故事，以飞夺泸定桥作为收尾。影片取名《勇士》，那么，何为勇士?勇士也会愤怒，会悲伤，会绝望，但他的与众不同在于能保持理性，分析情况，用有限的条件，创造无限的可能。战友牺牲?抹一抹眼泪接着前进。桥板被拆?用铁锅做的盾牌开辟出路来。一句”前进“的背后当然有恐惧，只是勇者知道害怕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敌人就在身后，前进才能迎来希望，这份坚韧正是勇者的美学。胜利之后的从容淡定，总是令人向往，让人以为这就是勇士该有的模样，但胜利之前的血与泪才是成为勇士的必经之路。
震撼!最深刻的感受还是震撼!有血性，有党性，《勇士》，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电影。首先，就取景来说，很美，有竹林有动物有生气，有石滩的气势磅礴，有大渡河的波浪滔天，从头到尾渗透着中式纪录片的大气与意境，人物的面部表情以及细节掌握得十分到位。
其次，电影情感丰沛而多样，使观众身临其境，无论是神枪手老余与女儿的亲情纠葛，还是红军哥哥与小女孩的战场兄妹情谊，亦或是团长与战士们之间的兄弟情义，都催人泪下，直击人灵魂的最深处。然而最动我泪点的，还是中央军炮手田生才与红军青年王冬宇的故事，红军小弟为了向炮手学习如何打炮，在炮手行进途中想要放弃的时候，选择了背着炮手奔跑，只是为了学习打炮技能，然而，终是体力不支离开人世，这一打击，让炮手坚定了内心，为了红军奉献自己，最终完成红军小弟的心愿。那一幕，看得我眼眶湿润，心中酸涩却不知如何言说。
最后，若是要说唯一有些不足的，就是某些镜头可能显得有点刻意了，导致情感的抒发略有些生硬，但总体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值得群众多遍品尝欣赏。
写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5
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今天查阅资料，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花费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企图置红军死地。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工作量啊!我们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和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第5篇: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
遵义会址和红军烈士陵园观后感
xxxx年4月25日公司组织了入党积极分子去遵义会址和红军烈士陵园参观学习。
上午我们来到了遵义会址，我们看见了周恩来、xx等众多抗战英雄们在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遵义会议的重要性。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的人有“毛泽东、周恩来、xx、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主要是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注意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遵义会议70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开辟了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下午我们又来到了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又名“红军山”，红军山坐落在遵义市内凤凰山周岁麓的小龙山上，整个陵园坐北朝南，前监湘江河，后靠葱茏翠绿的凤凰山，与当年红军鏖战的红花岗，老鸭山遥遥相望。解放后，遵义人民和政府为了纪念在长征中光荣牺牲的红军烈士，在1953年时，遵义市政府就把77位红军烈士坟墓遗址在小龙山上，并在此肃立了一座气势雄伟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正面刻着“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它纪念着红军烈士们的光辉历史，纪念碑的四周还镶嵌着28颗闪亮的星星，它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抗战28年的艰辛历程，中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是用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这是中国永远的历史，中国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生活在没有欺辱、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非常幸福，但我们不能忘记给予这些幸福的创始者，他们的精神无限伟大，如今我们要以新时代、新人类、新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继续完成前辈们的历史使命，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远大宏伟目标。
今天，我为党而自豪；明天，让党为我的作为而骄傲。
第6篇: 酒海井红军烈士的作文
邵阳县籍红军烈士李林
作者：朱清平 刘振华
来源：《湘潮》2018年第04期
李林， 1896年8月23日出生，湖南邵阳县东乡湾泥渡（今邵东县牛马司镇明亮村）人。1918年8月，堂兄李笏山资助李林去法国勤工俭学。办完手续后，李林于保定留法预备班学习期间认识了到校演讲的毛泽东和蔡和森。1920年1月，李林在巴黎与李维汉、李富春发起成立工学励进社（后改名工学世界社），开始追求真理寻找出路。1923年，李林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9月22日，李林在中共旅歐支部的安排下，离开巴黎前往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军事。
1925年8月，李林与王一飞、聂荣臻、叶挺等人一同从苏联回国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李林被组织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工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第一团副团长，后任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鼓动冯玉祥响应北伐。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8月，李林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下，与妻子吴碧云带着女儿白华一道辗转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以拉黄包车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11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的安排下，李林出任中共江北特委书记。此后，他在苏北进行了近一年的革命活动。1928年，李林调回上海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7月，李林任中共江苏省委“八一”行动委员会委员。
1930年冬，党中央派李林到中央苏区工作。他带着妻子、女儿首先来到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参与创办苏区《洪荒月刊》和《农村月刊》。1931年春，李林调往闽西，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3月，为纪念彭湃、杨殷两位烈士，党在闽西虎岗创办彭杨军事政治学校。5月，闽粤赣军区将闽西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改称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直属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萧劲光兼任校长，张鼎丞兼任政委，李林担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李林到职后，积极领导全校教学，狠抓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并对当时的肃反扩大化进行过抵制。6月，蒋介石连续发动反革命“围剿”，福建军阀张真、钟绍奎等部趁机频繁进攻苏区。28日，军校随红军由虎岗向白沙转移，在闽西永定县芦丰至兰家渡一带和钟绍奎部的一个旅遭遇，双方激战一日。李林一直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29日上午，敌人向芦丰街头发起猛烈冲击，军校第一大队被冲散，司令部作战参谋伍修权左腮受伤，李林一边组织抢救，一边指挥还击。在指挥部队抢占芦丰东山打退敌人进攻后，李林不幸被一名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顽敌开枪射中，壮烈牺牲，时年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