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一百年来的历程【四篇】

历程是一个汉语词语，读音为lì chéng，指经历过的事情，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一百年来的历程4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党一百年来的历程4篇

【篇1】党一百年来的历程

从90年来几个时期重大事件中看党光辉历程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使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认识党的历史贡献及其重要意义，有助于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回顾建党90年光辉历程

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从抗日烽烟到建国大业，从改革春风到小康蓝图，90年波澜壮阔，90年壮丽辉煌。

从90年来几个时期重大事件中看光辉历程

1、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上海）

2、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3、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4、北伐战争：1926年至1927年，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使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的战争。

5、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6、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义。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是党独

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标志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

7、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宁冈井冈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兰花坪。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8、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8、“围剿”与“反围剿”：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工农红军经过3年游击战争，迅速发展壮大。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9、长征：“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晚6点12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而开始进行红军打败国民党的转折点。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篇2】党一百年来的历程

 纵观近一百年来在中国流行的社会思想和思潮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影响中华民族命运和中国社会的最重要思想。正是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代以来乃至数千年文明史上最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集中体现在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位伟人身上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首先集中体现在这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身上。

  在近代中国，第一个较为系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中国人要算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一年，其间曾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孙中山在流亡欧洲以及后来在欧洲考察社会党国际时学习、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形成关于避免走欧洲资本主义老路的“节制资本”思想以及后来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对当时中国社会党、无政府主义等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传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陈望道翻译并由上海共产早期组织组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过：1920年他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其中《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他说：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的。1919年，周恩来还在日本留学时就通过日本的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了解了《共产党宣言》一书。1920年10月，他赴法留学，和当时先行留法的蔡和森等人一起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马克思主义使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逐步变为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是历史的必然。进入近代以后，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尝试，进行了各种理论选择，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特别是1921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纵观近一百年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世所罕见，使一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逐步变为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领导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中国人民在其领导下不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进一步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实行的土改制度、多种经济并存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合作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8小时工作日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累进税制度、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等，都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蕴含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语言、生活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确立了正确的历史航向。它至少在五个层面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其一，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我们现在的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这些概念是“五四”运动以前我们所没有的。没有这些基本概念，就谈不上有中国现代文化。这套话语体系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我国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起来的。

  其二，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我们才知道了许多现代哲学知识，比如知道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知道了社会历史的结构，社会发展的趋势、道路，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等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我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

  其三，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现在，我们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很多具体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学科体系也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很多理论界的翻译家、学者的工作，我们这个学科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其四，促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今天的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也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机构的建立、杂志报纸的编辑出版等均是如此。

  其五，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大众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如少先队员、党员、干部、群众、同志、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等，这些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我们的许多节日，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等联系在一起。

  从文化层面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

【篇3】党一百年来的历程

一百年来的三次日货抵制运动

作者：吴晓波  时间：2012-09-12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后，因种种风云际会，这个蕞尔小岛居然与中国形成了竞赛的关系。1868年，就当曾国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乱、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在日本则爆发了西乡隆盛的勤王事件，从而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帷幕。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运动。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脱亚入欧”，把改革搞得很彻底，而清帝国则扭扭捏捏，“中体西用”。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打出了个胜负，日本人翻马上身，骑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回头说商业。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两国之战将在“兵战”和“商战”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其中日本丝替代湖里丝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这直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区的萧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国内市场早已饱和的日本企业猛烈地涌入中国，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的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经济超苏赶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也正面临产业升级、市场扩容和梯级转移的重大时刻，于是，日本企业成为了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整个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的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都夺取了领导性的份额。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中日关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国、1915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31年的国民政府可以类别，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最后再说一个事实：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中国、日本都不例外。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经济超苏赶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也正面临产业升级、市场扩容和梯级转移的重大时刻，于是，日本企业成为了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整个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都夺取了领导性的份额。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中日关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国、1915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31年的国民政府可以类别，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最后再说一个事实：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中国、日本都不例外。

来源:中国企业家

【篇4】党一百年来的历程

摘 要：盛宣怀，中国近代第一代实业家，中国早期近代化领导人物之一，以创办中国近代实业著称，被夏东元先生誉为“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所创办的近代轮船、电报、煤铁矿、冶炼、银行、纺织等企业，以及中国最早了两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等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盛宣怀 研究综述

一、引言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又字幼勖、行生、杏生，号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江苏常州武进县人，出身于官宦家庭，他的出生和成长，适逢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盛宣怀三次应举人试未中，但他通过创办实业完成了做高官的人生理想，发展了以官督商办为名的公司组织的观念。在洋务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等人的提携、保护下，经营诸多企业。盛宣怀凭借在实业领域所取得的突出表现和显赫地位，得以与西方实业界和外交界广泛接触，并有机会侧身于北京的大官僚之中，最终被授予正一品，官至邮传部尚书。

航运业,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鸿章采纳，开始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电报业，他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中国进入电讯业；为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他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煤铁矿业，他办理湖北煤铁矿务。银行业，他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纺织业，他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开办华盛纺织总厂。教育业，他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1911年，由于盛宣怀主张将原由各省绅商投资修筑而未竣工的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向四国银行团大量借款，激起各省的仇外和排满情绪，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盛宣怀本人遭朝廷免职，永不叙用，被迫逃往日本。1912年10月盛宣怀又回到上海公共租界寓所，在上海赋闲直至1916年去世。

盛宣怀作为一名屡试不第的官宦之后，因跟随洋务大臣李鸿章操办实业，转而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就西方近代化科技、制度、文化的引进发表时论，建言改革，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活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舞台上，其一生事功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的近代化变迁历程中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

二、资料

关于盛宣怀的资料，可以用“数量惊人”来形容。论个人档案材料，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目前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此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的盛宣怀亲笔函电、条陈等稿与朋僚函电稿，数万件。但关于盛宣怀的档案却很难弄到手。2006年12月开工的盛宣怀档案全文扫描，为盛宣怀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2008年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全文数据库正式开通，盛宣怀研究者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研究平台。

论个人信件，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盛宣怀的后人和幕僚们开始整理和保存盛宣怀生前遗留的所有物件，此即后来被史学界称作“盛档”的盛宣怀档案原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为编辑盛宣怀文集，盛氏的后代与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档”，并于1939年出版《愚斋存稿》100卷，共计180万字。《愚斋存稿》陆续有增补，最终成书共有112卷。其中收录1896—1911年之间的盛氏遗稿中的奏稿和电稿两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账册、地图、照片、条约、诗文、日记本、章程和合同等等，则一概不录。尽管《愚斋存稿》仅收录了盛宣怀1896一1911年的活动资料，且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只是“盛档”的冰山一角，它还是为研究盛宣怀提供了最具价值的一手资料。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首次出版了《愚斋存稿》。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近300页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才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两册）、《汉冶萍公司》（一、二两册）、《中国通商银行》等约五千余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两册）、《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三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上、下两册）等约五千页；另外，还有从盛宣怀朋僚来函中选出影印刊行《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九册，但上述资料很难得到且价格昂贵。

论个人传记，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夏东元先生的《盛宣怀传》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夏东元先生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上、下两册），为我们研究盛宣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研究状况

1．中国大陆研究状况

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总是偏向于叱咤风云的政客，偏向于他们眼中的“好”人。由于盛宣怀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因此，自民国起，盛宣怀便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并逐步被扣上大买办，官僚资本家的帽子。致使其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对盛宣怀进行系统专业的研究。正如易惠莉教授在《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之回顾》中说:“迄1949年学界没有一篇研究盛宣怀的专论。其中的理由不难得出,在传统史学主要是狭隘的政治史的状态下,盛宣怀难有像曾、胡、左、李,以及张之洞、袁世凯那样的重要地位而他在现代的史学观念下的研究价值为学界所认识则尚需待以时日。”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处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盛宣怀这类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成员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这段时期内关于盛宣怀的文章也只有两篇——陈诗啓《盛宣怀的资本及其垄断活动》；吴纪先《盛宣怀与辛亥革命》，但这有限的研究也限于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僚，及其创办的企业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剥削压榨，留下了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烙印的评价。

改革开放后，原有政治框架的束缚逐渐松动，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思想及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关于盛宣怀的研究开始步入正常化，“‘买办’、‘官僚’、‘敌人’、‘内奸’，这些80年代以前史学界对盛宣怀所持的全面否定的立场逐步改变”。这时期研究盛宣怀的代表人物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夏东元教授，夏东元教授于1981年发表他第一篇研究盛宣怀的文章《论盛宣怀》，夏东元先生在该书的“代序”中,对盛宣怀作了如下评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顺应这种趋势,并促进其发展者,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其进步性和贡献而应予以相应的肯定反之,阻碍这种趋势发展者,则是退步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在这一点上就应给予否定。盛宣怀站在清王朝立场上,曾参与和策划过镇压人民起义和革命,并在其后期发展了买办性,但其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尽管作者以进化史观为立场评价盛宣怀,但在充分肯定他在近代企业领域的事业的同时,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予以基本的否定。自1981年他发表《论盛宣怀》至今，先后发表了《论盛宣怀与洋务运动》（1982）、《盛宣怀与袁世凯》（1987）、《盛宣怀与戊戌维新异同论》（1988）、《论盛宣怀所走的“U”字形路程》（1988）、《非常之世之非常之人——纪念盛宣怀诞辰150周年》（1995）、《求新探新与不自觉地突破保守倾向——纪念盛宣怀创建南洋公学译书院100周年》（1999）、《我的史学观——我与盛宣怀研究》（2002）、《盛宣怀办学思想略论》（2004）、《盛宣怀传（图文版）》前言（2008）等文章，逐渐改变了他对盛宣怀的偏见，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方面论述了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陈旭麓1993年发表在《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卷中的《盛宣怀》一文，以平实的语气论述了盛宣怀的一生经历，突出盛宣怀的崛起与衰落都与其经办洋务实业相关，“他的崛起一半‘得自时会’，一半‘由于人力’”。为后人从时局与人事两方面综合考察研究盛宣怀提供了门径。这段时间，主要的作品还有：徐盈：《妙手空空话官商——记邵循正对盛宣怀的一段“录象”》；张文绮：《盛宣怀与汉冶萍》；徐盈：《盛宣怀为官之道》等。

随着对盛宣怀的态度的改变，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具体，近十年、尤其是近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博士生、硕士生在毕业论文中关注盛宣怀，如2010年苗青的《盛宣怀与近代上海》中从教育、慈善事业、社会风气等方面指出：“盛宣怀个性的塑造、权力的获得、事业的壮大都离不开近代上海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在诸多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又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他所走过的发达之路已融入近代上海社会的肌体之中，他对上海城市所做的改造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徐晨的《盛宣怀近代化思想与官督伤办模式研究》更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盛宣怀进行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吴昊在《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中则是从通商银行创立的时代背景、创办通商银行问题的提出、办银行面临的中外阻挠，以及盛宣怀的应对、盛宣怀的洋务经验在创办通商银行中的作用四个方面论述了盛宣怀成功创建通商银行必然性与重要性，并从银行业这一侧面研究了盛宣怀的经济思想。此外，还有安北平《盛宣怀与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南北水灾赈济》、陈庆生《“东南互保”中的盛宣怀》、杨慷慨《盛宣怀教育思想研究》、宋贺《盛宣怀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及其实践》、邱永文《盛宣怀的铁路思想研究》、张庆峰《论盛宣怀的实业思想及实践》、王旭《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李栋《盛宣怀慈善事业研究》、周毅《盛宣怀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这些研究在深入探究盛宣怀的同时，从利弊两方面客观的评价了盛宣怀。为以后盛宣怀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香港台湾的研究状况

抗战后，左舜生先生首先提出盛宣怀的重要意义，他在《清末建设与盛宣怀》中提出：“一、‘中国社会对盛宣怀的认识评价过多的渗入了现实政治的因素。’二、‘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要对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予以同情的理解,评价者不能以超乎现实的批判者自居。’”

1960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的戴玄之先生在《大陆杂志》发表盛宣怀与东南互保》一文；1965年，历史学家沈云龙在《春秋》上发表《盛宣怀、梁士治结怨始末》；1966年，凌鸿勋先生在《传记文学》发表《盛宣怀与中国铁路》，他对盛宣怀在中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上的作为及贡献作出了具体而客观的评价。1976年，苏同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为盛宣怀写了一篇专文，对盛宣怀所督办的实业企业逐一进行了细致介绍和否定式评述，对其积赀千万的敛财行为进行了批判，虽然他对盛宣怀在赈灾和办学上的作为予以肯定，但是所论极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尔敏，就在他自己主编出版的盛宣怀函电稿史料集的基础上，对盛宣怀做了深入研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期上发表的《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一文中，作者对盛宣怀与外商周旋，为中国新兴企业争取立足之地，维护中国商业利权的进行史实考证，客观评价了盛宣怀兴办实业的功绩，纠正以往的鄙薄之见。另外，王尔敏在《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上发表的《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一文中，将中国电报总局设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论述，对于盛宣怀在中国近代电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也进行了客观评价。

3．国外的研究状况

对盛宣怀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外国人进行的，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他们对作为历史人物的盛宣怀表现了关注，如1955年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盛宣怀袁世凯奏议目录》；1954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历史教授费维恺发表了题为《盛宣怀传稿：官僚和企业家（1844—1916）》的盛宣怀研究专论，1958年费维恺又出版了题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的研究专著。对盛宣怀一生中经济领域的活动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在费维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的中村义于1960年发表论文：《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与国内研究的不同，外国学着对盛宣怀的研究主要是在近代化上。

四、总结

盛宣怀去世时，与他共事半个世纪、了解他最深的郑观应送了如下挽联:“忆昔同办义赈，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公司，共事轮船、铁厂、铁路阅四十余年，自顾两袖清风，无惭知己;记公历任关道，升授宗丞，大理、侍郎、尚书官职，迭建善堂、医院、禅院于二三名郡，此是一生伟业，可对苍穹。”此联陈述了盛宣怀一生的业绩，对他所办的慈善事业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此外，盛宣怀非常重视的教育事业对于民族发展、国家富强以及文化传承更是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更为后世之人所有目共睹，自然无需赘言。

他的一生，演绎着太多的角色。作为商人他借督办实业之便，聚敛大量财富；作为企业家，他建纺织厂、开办银行，投资矿业等；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作为官员，1911年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期间，不顾全国人民反对而贸然下令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

综上所述，尽管盛宣怀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但是其终其一生所致力的慈善事业，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发展、阶级矛盾的协调、社会生产的恢复、新式教育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于现在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