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的一个深秋，在河北首届国际石雕作品邀请展中，有位德国雕塑家名叫扬·斯诺德(Jan schroder)，大家都习惯叫他“老扬”。期间他溜到北京，我陪同其参观雕塑系，他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过两段对话，至今仍萦绕耳边。
对话一，在三年级教室，此单元是泥塑人体课。几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专心致志地做着习作，抬头见到老外，立刻放下劳作，围住老扬问东问西。一位同学自信地发问：“你们德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的泥塑人体有我们好吗?”老扬愣了一下，缓慢并略带智慧地应答：“我们祖先在12世纪就比你做得好。”或许有些唐突，他稍显善意地补充道：“你的人体泥塑作品，在解剖、结构等方面比你老祖宗的好!”
超越前人，这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也是做人的价值所在，否则无意义可言。老扬此番言语说得近乎无隙可击，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艺术家就对现实物象尤其是人体本身有所探求，精确再现技能达至辉煌。面对先祖成就，欧洲现代艺术家必须变，不然坐不住。对待传统，他们一方面引以为豪，另一方面又反对重复传统，在此基础上，淡化人体写生是逐步形成的。
在古代中国，塑造人体简直不可想象，雕塑者不玩也无法玩这一块，几千年来，此是一片蛮荒禁地。西方是艺术家在做雕塑，中国则是匠人而为之。“五四”以来，西学为重，对待中式传统，基本秉持否定态度，在图谋强国之路上，我们一反常态，使劲学、拼命赶。国人从西方学到了科学的观察方法，掌握了准确的塑造技能。雕塑反映现实生活，雕塑业者学识修养加强，雕塑家地位得到提高。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今同学的人体泥塑习作与古代匠人之作相比，确实进步了。
对话二，在四年级教室，此单元是材料雕刻课。同学们先收集资料，整理思路，画出草图，经筛选后，制成小定稿(泥质、石膏或玻璃钢)。到工厂买规整材料，将小定稿放大至材料中，再一刀一刀地凿刻出来，这是国内美术学院雕刻教学的通常程序。
老扬做过许多木雕作品，其中以船型居多，木质粗犷朴实，安装形态或吊或挂，或多件组合着摆放，他如一位莱茵水手，驾驭着艺术方舟，时刻启程远航至世界各地。同学们翻看他的作品集颇感好奇，一位同学问到：“您的作品是怎么做成的呢?”老扬答：“我与你们相反，在莱茵河边，我有一个院子，里面堆满各式各样的材料，风吹雨淋也没关系。每天我穿行在材料之中，有时喝着咖啡，坐在材料前发呆，幻想着木头里面有些东西，虫蛀结节，纹理表皮皆可能引发想象，一旦成熟，我将其切割斧劈出来，没有小泥稿，稿子就在我脑海中。”
此颇为诧异，清代郑板桥胸有成竹，作画即便如此。早在殷商时，先民们制作玉雕就已擅长巧色借形了，一切根据材料来思考，先有材料，再有作品，而不是先有作品再去寻找材料。中国人讲究“万物有灵”，一草一木皆是情，透过外表，内中又有一个世界，进入这片天地，任思绪自由地驰骋，正所谓“道在情深之处”。中国古代工艺雕刻充满想象力，蕴含高于生活的创造力，对于传统致思途径来说，现今治学理念是否有所失却?
两则对话贯穿起来，似乎有点拧了。
过去中国人重“情”，西方人讲“理”。中国情结源远流长，西方法理健全完善。情无具体形态，理有明确界限，若要情深谊长，就得若即若离；若要条理清晰，就得准确无误。中国艺术是动态联系的，也即似是而非；西方艺术是静态孤立的，也即就事论事。中国艺术内部有畅想成份，西方艺术外表有精确刻画；中国艺术是圆融贯通的，西方艺术是单纯独立的；中国艺术家由内而外地表现物象，西方艺术家由外及里地再现客观物象。想象转眼即逝，用线最为快捷，现实固定存在，用体更为真实。过于强调情而无规则，过于强调理而无韵味，现今趋势是综合，中国学习西方之“理”，西方借鉴中国之“情”，合情合理，天圆地方。
学习西方先进之“理”无可厚非，可贵的是还应体现出情之所在，心装天下而厚待历史、善待自然。不过，情无所附，理不盖全，传统精粹渐次消歇，自然遗迹频遭摧残，不光是雕塑，至少眼前城中变化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