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上海200020)
摘要：通过对既有创新文献的回顾和综合比较，引入三重开放理念；在对开放与创新内在联系理论解读的基础上，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上海自主创新能力问题，并据此提出开放与自主创新的三个经验法则；利用多角轴图法对上海的科教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评；在对上海科教发展存在问题综合判析的基础上，针对“十一五”期间提升上海自主创新力提出建议。
关键词：开放与创新；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1 文献综述
西方学界关于自主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SKline和N Rosenberg等。他们指出科技创新过程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制造－扩散与销售”的传统线形模型，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非线形过程，科学与经济的互动贯穿于创新过程始终[1]；司托克司提出“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并认为科技体制环境的创设和科技政策对技术创新有重大意义”[2]；原正行和桥本寿朗等针对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及科技政策展开了全面比较，发现科技进步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3,4]；山崎正胜进一步认为“政府在日本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因国内外条件变化适时变更其科技规划和政策”[5]。除了针对科技规划和政策的研究，西格法德·哈里森和玖·笛德，约翰·本珊特，凯斯·帕维特运用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理论探讨了创新行为如何被有效地组织管理，并针对企业自主创新实践作出了案例分析；Richard Nelson和Charles Edquist则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介绍并比较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创新系统的发展对策[6,7]。另有一些在创新理论方面影响较大的研究，如曼斯菲尔的技术推广理论，门斯对技术创新周期的阵发解释，卡米恩、施瓦茨关于市场结构对创新绩效作用的理论模型，罗斯维尔基于创新行为而阐释的五代技术创新模型等。
中国学者对自主创新的研究是从介绍和吸收西方研究成果开始的。冯昭奎全面剖析了日本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及其科技体制的现状和特点，发现“日本目前正在转向科技立国，并试图通过加强基础研究等措施以增强在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8～10]。同时，他还发现了“由于环境保护等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新型产业领域的兴起，政府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强”的重要结论。胡宇辰(2005)、肖广岭(2004)研究了区域创新网络和国家创新系统，剖析并提出了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发展模式和对策建议。李荣平(2005)综合运用系统分析理论和现代统计方法，对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全过程、技术创新能力与活力的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据此对相关地区和行业的创新环境作了综合评价。张耀辉(2002，2004)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产业创新问题，并开创性地论述了技术创新对新兴产业形成以及技术创新和产业组织的关系。
上海本土对此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徐美华等在“上海科技原创力建设战略研究”中表述，上海科技原创的优势领域主要集中在生物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前者偏重于上游，后者偏重于下游。此外，还提出了上海科技原创力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李逸平等在“上海科教兴市的载体、抓手与政策”这一课题中提出了新一轮科教兴市战略实施的主要载体以及相应实施抓手，提出政府应加强“四大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提出了政策保障建议。在政策实施方面，早在1998年6月，上海市政府就颁布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简称“十八条”政策)，并同时设立了专门实施机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2003年10月，上海又提出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在2004年12月10日修订的《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中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包括企业自主开发的非本企业主导经营领域的成果，等等。上海还设立了专项基金助推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首批29个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已正式启动。凡来上海从事攻关的国内外科技人员，可获得上海市重大产业科技攻关专项基金的资助。
2 开放与创新的联系
创新的基础，是不断实践、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一个地区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来源于全社会从解决现存问题的共同努力中所产生的知识。在计划经济年代和封闭式的条件下，地区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来自动员式体制、自主式程序和惯例[11]。改革开放以后，原有封闭僵化的体制被彻底打破，并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科技进步的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有以国有经济和科技组织为主的程序和惯例被打乱后，“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理念被许多人所抛弃，多年积累的社会的学习组织能力正被打散。目前，上海必须要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环境的前提下，重塑企业、行业和城市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要让全社会认识到，物化在设备上的技术可以买到，决定我们未来命运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不可能买来的，更不可能让外国人来替我们学习和组织。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呢?要认识这一问题，必须从开放这个基本细胞谈起。这里的开放至少包括三个层面：①区域层面的开放，指区域之间市场的对接程度、人员的流动程度、信息的传播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区域之间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管理流的流动性；②产业层面的开放，指区域内的产业布局是按照何种原则展开的，一般来讲，在完全封闭的产业体系内，区域的产业布局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在半开放的产业体系内，区域产业布局往往要求与其他地区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相匹配；而完全开放的产业体系内，区域的产业布局追求的是要在国内、国际两个产业体系间达到相互融合的程度，即，既要能够满足国家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基本要求，同时要能够适应产业全球化发展的要求；③企业层面的开放，特指企业之间经济活动的往来，如创新项目的合作、技术人员的交流等。
以创新为立足点，对于这三个层面的开放，有三个基本的经验法则。①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能力提升的前提则是开放；因此没有开放就没有创新；创新的手段是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超越；创新的主体是独立决策的企业，没有能够独立决策的企业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创新的根本是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创新的源泉。②区域层面的开放带来了物质、信息以及人力等资源；产业层面的开放强化了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企业层面的开放强化了企业间的合作[12]；合作结果促进了创新。③区域层面的开放会降低市场的进入壁垒，使得产业层面的开放具备了应有的条件，如果企业是市场的独立竞争主体，两个层面的开放必将推动企业层面的开放。
依据三个基本法则，结合上海的实际，可以看出，上海是一座区域层面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
区域层面开放的结果带来了外资的大举进入，上海的产业体系逐步融入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但上海企业层面的开放程度还很低，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比较少，尤其在创新合作活动的往来上更少。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①上海的国有企业比重较高，企业行为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特征和官僚作风；②上海的企业在国内的同行中往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使得它们的战略眼光往往聚焦在国内，而没有放在全球的竞争环境中来考虑自身的定位。笔者认为：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将表现出非均衡性的特征，即城市层面和产业层面开放的事实将确保上海的科教资源不断扩充，而企业层面较为封闭的特征必将制约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3 对上海创新能力的检验
为了能够对上海自主创新能力有一个整体认识，我们尝试性地对上海的科技教育发展情况作一个评估。主要从科技的战略性投入和产出进行评价，重点考察科技进步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方面，涉及41项分指标。
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首先，将2000年各项三级指标设定为单位值，其他各年的三级指标与2000年相除，得到标准化的指标数值；其次，反复采用多角轴图法将三级指标逐一还原到分类的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直至综合指标。多角轴图法的基本原理如下：假设某一指标I有i项分指标组成，那么这一指标综合数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综合指标的数值；ni—二级指标数值；θ—轴与轴之间围成的等值夹角。
各项次级指标数值在基年被设定为1，因此，只需要求出各计算期相对于基年的相对数值(RI)即可。最终结果可换算为如下公式：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上海科技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本文对上海2000－2003年上海科技教育基本情况做出综合性的评估和计算，结论如下。
(1)相对于2000年，上海科技教育发展的综合指数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2003年几乎是2000年的7倍多(表1)。从分项次级指标来看，上海的科技教育情况在结构上表现出很高的不平衡性。其中一些指标存在很大的问题。
(2)由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科技教育发展综合指数迅速高的背后仍然潜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①科技活动产出效果非常差，从2000年以来，该指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由技术成果市场化和直接
产出发展程度滞后；②科技活动投入不尽如意，虽然2001－2003年期间，指标均高于2000年的水平，但提高幅度并不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投入的效果不理想；③科技教育环境总体上表现为逐步优化的趋势，但相对于2002年，教育基础条件指标出现降低的趋势，尽管比2000年要好。
(3)根据表3的数据，可以综合归纳制约上海科技教育发展的五大因素：①基础教育发展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小学和中专教育发展势头放慢；②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强，表现为企业消化吸收经费比重、技术转让金额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过低；③人才储备的后续力量不足，体现为万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不断降低；④高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术贡献率不强，如利税率、技术性收入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较低；⑤创新能力不高，主要体现为科技成果的领先水平和技术合同成交状况不理想。
4 制约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障碍
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看，培育城市自主创新要求具备三个主导性的因素：①人才，是实施自主创新的主体，主要包括人才引进和培养、人才创新理念的培育，以及人才激励等问题；②制度，是保证自主创新效率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创新主体的定位、协同研究机制的建立、科教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一政府一社会”在创新行为上全面互动的组织结构设计等问题；③资金，是确保自主创新效果的内部条件，主要包括创新资金的来源、使用等问题。
(1)创新理念滞后，创业动力不足。在50个最具有竞争力城市的统计分析显示，上海在人才本体、企业本体、生活环境、商务环境竞争力等4个分项中暴露出许多问题[13]：①在人才本体竞争力方面，反映辛劳精神、闯荡意识、竞争心理的创业精神指数以及体现诚信意识、法制观念与协作精神的交往操守指数上，上海未进入前10位；②在企业本体竞争力方面，排名榜首虽然是上海，但在关键能体现本地产品营销深度与顾客满意度的营销服务方面，上海也没有进入前10名，甚至在突出企业家欲望、雇主作风、员工精神的企业文化指数和治理结构指数上，上海甚至名落孙山；③在商务环境竞争力方面，上海的政府管理服务指数在后10名之列。
(2)人才培养缺乏总体规划，重心偏低。按照上海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及“八个千亿”的战略规划，上海没有形成相应的人才储备和支撑体系。除与新材料、电子信息有关的专业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及硕士授予权外，其他如生物医药、石化及精细化工、精品钢等相关产业都没有博士授予权。很多专业缺少博士点和硕士点。一些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大多仅限于工程设计方面的人才，不能满足上海制造业对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14]。目前上海高校工科类重点专业建设缺乏优势。
(3)创新主体与政府职能的双重缺位。当一个地区的发展由投资推动转向创新推动时，政府对产业的扶持手段就要由直接转为间接。在投资推动阶段，产业界较多地需要政府的补贴，而创新导向阶段，产业界需要政府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信息和制度。就上海的实际情况而言，两大缺位的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政府对专业化技术人才的培育、信息的披露和提供上仍存在较多漏洞，如，近年来在教育产业化的驱动下，原本上海具有优势的职业教育正在不断萎缩；另一方面，虽然国企改革有所突破，但国有企业总量依旧很高，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上的弊端依旧存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推动国企创新能力的改善，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
(4)协同研究能力不强。上海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不少，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不少，但是，难以形成合力，难以形成综合实力．迄今为止，上海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缺乏一个比较有效的社会科研资源整合机制。据2002年上海全市R&D资源普查的结果显示，全社会R&D经费中外部支出总额为7.96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额76.73亿元的10.4％。也就是说，这一年上海只拿出十分之一的R&D经费用于跨部门的联合开发，十分之九的费用则被用于本部门的内部开发。于是，大而全、小而全，以及低水平重复、低层次竞争的现象屡屡出现，结果是：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无法有效结合，企业的创新能力增长很慢；中央资源与地方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中央所属的大院大所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的潜力未能充分挖掘。
(5)基础性研究的忽视。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成了上海科技发展的薄弱环节。2002年上海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2.06亿元)仅占全部研究经费投入(25.18亿元)的8.18％，投入人力
(1070人年)仅占全部研究和开发投入人力(15523人年)的6.89％。
(6)企业研发资金的制约。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主要受到资金来源的限制，现有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或是上级拨款，或是银行贷款，或是企业自筹。据统计，在2002年上海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研发费用构成中，上级拨款(包括上级集团公司和政府财政的拨款)总共只有1亿元，银行贷款只有1685万元。显然，融资渠道不通，政府的投入也严重不足。
5 几点思考与建议
“十五”期间赖以推动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可能逐步弱化：房地产、汽车是保持上海经济高速成长的两大要因，但随着宏观调控和产业的全面开放，房地产业发展速度可能在“十一五”期间有所回落，汽车产业很可能遭受国外汽车产业的标准竞争以及国内部分地区的低成本竞争的强大挤压。但这并不预示着上海的经济发展就没有机遇，“十一五”期间世博会的召开。外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研发总部可能大举进入，世博会更多地将体现在对产业的联动作用上，因此，外资服务业和制造业总部的大举进入是我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契机。从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角度看，制造业研发总部直接与技术创新相联系，因此要尽一切可能吸引更多的研发总部来上海，完全依赖于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也许并不现实[15]，也要关注国内确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研发总部。外资服务业进入将促进上海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这虽然不能直接带来创新，但却对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它能够显著改善城市的基础环境，使上海吸纳人才、吸纳研发总部的力量更加强大；它的服务功能又可以确保产学研合作的顺利开展。
基于此，要提高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就要通过培育和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体系来驱动，要坚持发展两个网络、两个连接。①外部网络的外部连接，即上海与其他国、内外城市在技术来源上的连接，促进上海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在人员、信息、技术、知识乃至企业等多个层面的联系；为此，政府要加强对城市软、硬环境的建设，尽可能地吸收跨国公司总部和制造业总部的进入，尤其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激励的方式鼓励本地企业与国内外其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②内部网络的内部连接，也就是构成上海的所有行为主体——包括官产媒民学研六大主体——在创新活动上的连接；不仅要加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也要重视同一主体内部的相互联系，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是：重视城市层面创新环境的建设，着力营造出新型和高效的产学研机制，同时也要考虑将创新绩效纳入到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之中。
(1)加速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嵌入型社会约束机制的作用。上海在解放初期各类工商协会有410家，而2001年底才有123家[16]。因此，要培育出互动性创新结构，就必须解决“双重缺位”的现象，加强发展各类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①它们自身具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即非正式约束，可以起到对行为主体的行为有效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以经济利益驱动的企业制度和以强制性约束的法律制度要有效得多；因此，在鼓励行业协会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将推动创新的作用作为其存在的重要任务之一；②行业协会可以凭借其独立的行为主体身份，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有效推动产学研的合作，这要比政府行为可能更加有作为。此外，完善社会的约束机制还要加强各类公开媒体对创新理念的宣传行为，在整个社会层面营造出一种“以创新为荣”的氛围。
(2)将加速国有企业改革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结合在一起。真正充当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终究才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在国有企业比重仍旧较高的前提下，驱动企业家实施自主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受到很大的局限。在发达国家里，企业是实施自主创新的主体。但推动创新行为发生的条件并不完全是行政命令，而是因市场竞争所引发的利益纷争所致。因此，上海必须要从战略高度上将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自主创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通盘考虑。如国资委可以考虑将国有企业实施创新活动的创新绩效作为考核目标之一。
(3)加速发展上海头脑产业，加强各类创新要素的整合。广义上讲，头脑集团是由资质优秀的专家、学者组成，从事多学科、跨学科、综合型研究或咨询的机构。这类机构既有以接受委托研究为主要业务的，也有开展独立研究的；既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还有介于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有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的推广与应用；有的从事政策、体制、思想等社科领域的研究。由此可见，头脑集团泛指从事研究和咨询业务的机构。在“十一五”期间，上海要把发展头脑产业的问题放在战略高度给予重视，可以考虑以下四种形式[17]：①由富豪或私营企业主出资建立；②政府直接出面建立或资助；③由社会名人发起建立；④由公益事业团体合作或赞助。第一和第二种形式是当前关注的重点，第三种要加强鼓励，最后一种要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协调。
(4)加强以海派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海派特色”培育现代产业发展理念，促进文化创意与技术创新的联动发展。服务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更多地体现为特色化和个性化的创意。因此，①通过打造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以整个产业来集聚和整合现有的处于分散状态的科技、人才、品牌、管理、设计、自主知识产权等价值链高端要素资源，以自己的创意产业来引导整体经济实现两个转变和跨越式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推动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意的互动发展。②加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前提下，着力推动官、产、媒、民、学、研各界的通力合作，促进创意生成环境的健全；政府必须积极有效地把区域内研究机构、衍生公司、产业内公司、辅助公司、行业协会、大学教育机构等适应性主体动员起来，加速整合本地区各种资源。
(5)加速制度创新，推进产学研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转。从制度平台建设着手，推进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创新。应该形成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以企业对学研的合作为前提，构建综合型的产学研合作机制[18]。需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资本运作机制和创业人才汇集机制，以加强整合社会层面的科研力量，促进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社会合作[19]。尤其需要鼓励大中型企业或行业建立起各自领域的研发中心，推进高科技产业转化和孵化基地的建设，力争在一些优势领域(如生命科学等)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对于企业本身来说，也需要改制转型，需要走市场化科技开发道路，可以通过发挥技改贴息专项资金的导向作用，来加快企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经营机制的创新，实现技术改造与企业改革的有机结合和联动发展。建立完善技术转让与技术指导的制度。①要明确技术转让原则。一方面，要明确高校、研究机构拥有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以及政府部门的委托研究的成果向企业转让，或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业的原则，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技术使用费及其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技术转让机构，为产学之间的技术转让搭桥梁[20]。②建立技术指导制度。要建立一个激励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外进行技术指导的机
制，同时也要对其活动——技术指导的时间、报酬等进行明确规定。③要加强产学研之间的信息交流，政府需要支持和鼓励产学研之间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信息交流，主动搭建平台促进沟通[21]。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发起的，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学校相关人员构成的非正式的创业创新交流联谊会，定期交流心得，对于那些取得有效创新效果的人员给予公开奖励。
收稿日期：2005－09－14；修改日期：2007－01－08。
基金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十五”规划(学者版)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晓鹏(1975－)，男，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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