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全面建成，在这万人庆贺的时刻，人们自然会想起那些为三峡工程奋斗了几十年的人们，尤其是为三峡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水利专家们。李镇南作为三峡工程技术奠基人之一更是被人们所怀念。
目睹灾情 改学水利
李镇南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旧吏家庭，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工学院。李镇南学的是土木工程，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决心赴美国改学水利。
1931年李镇南还在唐山交大学习，暑假返回南京老家，时值长江发大水，受灾情况骇人听闻，报载淹没农田5000多万亩，受灾人口4000多万人。水灾带给人民的灾难太深重了。
李镇南亲身经历了洪水的灾难，所见所闻，使他认识到水灾的严重性。他想，自己学的是土木，虽非水利，但相距不远，为什么就不能改学水利，除水害，兴水利，以利于广大人民呢？经过思考，他暗暗下定了立志学习水利、为民除害兴利的决心。
1934年春，湖北省招考公费留美学习水利学生，李镇南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这是自己改学水利的绝好机会，立即赶到湖北教育厅报名应试，并通过了考试。1934年9月，李镇南离开南京，在海上颠簸约半个月，到达美国的旧金山。李镇南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爱俄华大学研究院、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专攻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并在美国大型水利工程机构田纳西河管理局和内政部垦务局从事工程勘察设计，是美国水利权威萨凡奇最年轻的华人同事和朋友。在美期间，李镇南用三个学年的寒暑假，把美国的48个州跑了40个，实地考察了美国所有的水利工程，回国时他已获得康乃尔、爱俄华、伊利诺三所大学的结业证书。他先后涉足、进修的专业则更多：河流泥沙、防洪、水电、水工模型试验、水利学、污水处理等等，李镇南学水利的那份狂热和刻苦来自他拯救旧中国的愿望。
1938年，李镇南学业完成，此时正值国内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回国，28岁便担任大后方四川省水利局技术负责人，后兼川大水利教授。
1950年5月，李镇南奉命调往重庆军事管理委员会的农田水利处工作。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他被分配到其所属的水利部任工务处处长，后又调任计划处处长。
三峡大坝选址处女行
三峡工程是解决长江中下游严重洪水威胁的一项关键性工程。修建这一工程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就把兴建三峡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
1953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另外成立了西南行政委员会，原有的水利部改组成水利局，编制缩小，一部分干部调去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简称“长上局”）。5月，李镇南也被调往长上局，并被任命为主任工程师，开始接触长江流域规划的编制和三峡工程的研究，拉开了他参加长江治理工作的序幕。
1953年9月，林一山主任到重庆视察，了解上游工程局情况，要求研究两个问题：一是能否用控制长江上游大支流及金沙江来代替三峡工程；二是如必须建三峡工程，应建在哪里？
李镇南立即组织力量着手研究在金沙江及岷江、嘉陵江、乌江等大支流兴建水利工程控制洪水代替三峡工程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他查勘了这些河段的下游，寻找可能兴建控制性工程的坝址，同时组织力量进行长江中下游洪水来源与组成的初步研究。1953年底，李镇南从重庆到武汉向林一山主任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委）各部门领导汇报长江上游治江方案。他汇报了在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分别在向家坝、偏窗子、温塘峡、七子背兴建控制性枢纽工程，以及兴建三峡枢纽工程的情况。他汇报的结论是：上游支流分散控制及兴建下游控制性工程都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不能替代三峡工程。提出以兴建三峡工程为主，主要支流为辅的上游治理开发方案。
三峡工程应该建在哪里呢？为了弄清情况，1954年4月，长上局组织了10余人的三峡坝区查勘组，由饶兴同志领队，技术上由李镇南负责，大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展开了艰苦细致的查勘工作。出发前大家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安排了查勘日程，收集和研究各种已有的资料。李镇南对三峡选址的设想、长江上游四江（干流金沙江、支流岷江、嘉陵江和乌江）的查勘选址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在长江三峡选址情况等作了介绍，使大家对这次查勘三峡坝址有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指出：“三峡坝址的勘选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审慎从事。一定要找到或创造条件去寻找一个地质条件可靠、稳定的坝址，坝基要坚实牢固，要为这座大坝打下万古永固的基础，并要考虑工程布置与施工要求，选择适于建坝的良好地形，尤其是我国曾接受过一个由原来号称世界权威的工程师萨凡奇提出的南津关坝址，我们更要对它进行仔细地观察与研究，并做出必要的评价。不管是赞成的，还是指出其缺点的，或者认为还需作些补充工作的，或者要和另外可能的坝址进行比较选择的，凡此种种，我们都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意见，以使这些意见对促进选勘问题的解决能有帮助，绝不能虚此一行。如遇到更合适的坝址，决不能轻易放过，要穷追不舍。希望大家为能有幸参加这项工作而感到振奋，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查勘任务。”
查勘组在宜昌包租了一条大木船，溯江而上，开始了西陵峡以上河段的查勘工作。查勘完葛洲坝后，又去查勘南津关坝址。这儿是萨凡奇选定的坝址，李镇南要求大家注意岩土状况，并特别注意石灰岩的溶蚀情况，要做好记录及描述。据曾参加过此次查勘的顾元鼎介绍，查勘此处时，李镇南曾在沙滩上形象地用木棒为大家摆放并讲解了三峡大坝的轮廓，设计高程比较，混凝土用量的估算和上、下游围堰的设想，他说两座围堰就相当于两座大坝。李镇南的讲解使大家对他的才学深感敬佩。
经过查勘队的观测调查，认为南津关坝址须对岩溶情况做大量的勘测分析工作才能下结论。于是全队继续溯江上驶，进行查勘，看能否找到更合适的坝址。船到莲沱，到了石灰岩与火成岩分界区附近，再上不远就是火成岩区。大家离舟登山，李镇南提请大家注意对面河岸石英砂岩层下的火成岩，认为这里可能是要寻找的坝址。下山登舟再往上走一点就进入两岸都是火成岩的区域。李镇南和大家又离船登岸，并对大家说，一般找坝址都喜在河槽狭窄处，岩石及地质条件好的地方，可这次是为三峡大坝找坝址，就要考虑工程的规划。三峡大坝要有能安全下泄近10万立方米/秒洪水的前缘部分，有能装数万千瓦计的机组与厂房部位，有设置能通过几千万吨货运量的过船能力的通航建筑物的位置等。为此大家觉得南津关坝址不够理想，尽管可以在那里建地下工程进行补救，但最后还要计算总造价及工期，看是否经济合理。因此仍需要寻找新坝址，供继续研究比较选择。
在历时近1个月的时间里，查勘队员们过山蹚水，攀岩越谷，察岩样，勘地形，测水文，考察生态，足迹踏遍葛洲坝、南津关、平善坝、石牌、南沱、黄陵庙、三斗坪、茅坪、太平溪、美人沱及西陵峡中最险峻的兵书宝剑峡直到秭归香溪。勘察中李镇南发现：萨凡奇虽考虑选南津关，但不利的是该坝区河床窄且深，建坝需做地下电厂，施工难度大，并且岩溶发育、洞穴较多，地质条件复杂。相比之下，上游美人沱坝区的三斗坪等处河床开阔，特别有利于将大型建筑物布置于地面和施工大规模展开，建高坝很理想，加上还有火成岩强度较高等有利条件。李镇南因而首次提出“选择上游美人沱坝区的三斗坪等处作综合条件比较论证；如确定为坝址，则须在下游建航运梯级葛洲坝工程作三峡工程之辅助，来调节水位水量变幅，以利航运等水资源综合利用”。这个意见得到勘察组一致赞同，长上局遂上报。这个结论与美国大坝之王萨凡奇博士的选址南津关坝址不同，令同行瞠目，令世界水利界为之震惊。此举在三峡宏观战略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
向总理汇报三峡蓝图
1955年，李镇南调到长委任副总工程师，除继续研究三峡工程外，还参加长江流域规划工作。1956年底，中央将长江委改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当时长办的水工、地质等技术力量较薄弱，李镇南就与苏联专家商量，请各专业的专家抽出一定的时间 ，给长办工程技术人员讲课和在工作实践中给予指导，同时选派一部分同志到大专院校进修学习，使长办的技术力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7年初，李镇南被任命为长办总工程师，在技术上全面负责。
1958年春，周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副总理率团从武汉乘船考察三峡。林一山、李镇南代表长办全程陪同。2月26日晚，李镇南一行从汉口乘“江峡”轮溯江而上，沿途察看了荆江大堤郝穴等险段。3月1日上午，“江峡”轮缓缓停靠在三峡下牢溪口。总理一行在李镇南指引下察看南津关。
看完南津关坝址后，大家又继续乘船上驶，抵达三斗坪坝址。总理及全体查勘团同志都上了中堡岛，来到长江委拟选的坝址处，李镇南在地面上铺开了拟议的三峡工程布置草图，向总理及查勘团成员介绍了坝址的地形及地质概况、枢纽布置设想和施工安排设想等情况。然后大家又去看岩芯，由地质总部的同志作介绍。总理看到岩芯那么完美，非常高兴，说：“如果能让毛主席看看该多好，能否带一块岩芯给主席看？”大家都欣然赞成，于是总理取了一块岩芯，并在编号牌上注明：“周恩来”。
下午，周总理在船上召开讨论会，李镇南再作三峡工程及长江流域规划的详细汇报。当晚，“江峡”轮驶向巫峡去重庆。随后几天，总理继续主持船上讨论，钱正英、李锐等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王任重、李镇南及苏联专家等陆续发言。李锐在对当年船上讨论以及三峡工程开工后的回忆文章中都始终肯定：“从综合效益讲，三峡工程是很理想的……李镇南同志提出分期提高长江防洪标准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是对的。”
3月6日，周总理在重庆作总结时指出：“李镇南发言（汇报）很好。长办在工作上有成绩。从技术条件看，三峡工程是需要而且可能建的。”考虑选择坝址多方面复杂因素，总理指示：“坝址要在南津关与三斗坪之间继续选择，要能说服包括萨凡奇在内的任何人。”
3月中旬，总理带着总结在政治局“成都会议”作报告，形成《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其第三条重申：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继续勘测和研究……采用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以求做出充分可靠的结论。
在这次查勘途中，李镇南曾向总理汇报过三峡工程的规模及世界各国已建水利工程规模的比较，反映了三峡工程的高技术问题。他说：“三峡工程是世界水工建筑已创纪录的集中，已大大超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故需给予充分的重视。”不久周总理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讲，请他抓一下三峡科研工作，后来张劲夫就和李镇南等长办领导及湖北省委商定，于1958年6月5-16日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三峡科研会议，并成立了科委三峡组，张劲夫任组长，组员中就有李镇南。一年后，各组研究课题200多个，提出论文及成果报告753份，有力推动了三峡科研工作不断前进，为实施中的三峡工程造就了一大批可用之才，从而将我国水电科技以及相关科技推向更高的阶段。
6月5日会议开始后，因很多同志未去过三峡，不了解三峡情况，会议就组织大家到三峡去查勘，由李镇南在现场介绍情况，并提供有关课题供大家参考，然后返回武汉继续开会。
1958年8月31日，周总理在北戴河召开了长江工作会议，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长江流域三大区的第一书记等出席了会议，林一山主任和李镇南也参加了会议。会后，长办及有关方面都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在1958年底提出《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1959年5月在武汉组织了全国有关方面进行讨论，一致同意放弃南津关坝址，推荐三斗坪坝址。（三斗坪坝址直到1979年国家在武汉召开大型“选坝会议”，经水利部推荐，经过全国50多家单位的到会专家比较论证，方由国务院最后确定。）
与苏联专家合作探讨三峡课题
1960年，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各项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这年春季，水利电力部组织了中苏专家10余人在三峡工程坝址进行现场研讨，李镇南也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研讨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三峡坝线的选择。
在选择坝址的问题上，水利部长委的人与苏联专家意见存在有明显的分歧，因此常有争论。
搞科学是要服从真理的，李镇南一班人同洋专家的争论，非但没有影响“中苏友好”，相反在碰撞中，土洋结合，友谊也在加深。
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政府召回援华专家，在长办工作的苏联专家在1960年10月全部撤完，三峡工程刚开始的竖井开挖停工了。
苏联专家撤走后，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葆华给林一山主任打电话询问长办继续开展工作是否有困难，林一山转而问李镇南时，李镇南说，经过5年多的工作实践及学习培养，长办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没有苏联专家的情况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依靠自己力量完成各项任务，请领导放心，即使今后遇到特殊难题，我们还可请全国各专业专家来共同研究解决。
率中国水利代表团赴美
1980年10月，根据中美两国水力发电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的规定，以水利部为主，电力工业部、交通部参加，派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项目”由10人组成的技术考察组，赴美考察河流开发与大型水利水电建设情况，李镇南任该团副团长。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国垦务局、陆军工程师团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下属的多个机构和施工现场。这次考察，为后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与美国开展科技合作与技术交流摸清了基本情况，达到了考察的目的。
按照协议，美国代表团于1981年4月30到中国进行回访。5月1日到武汉时，李镇南等长办领导前去迎接，并陪同代表团到达下榻的饭店，共同商定工作日程安排。决定第一阶段开全体会议，第二阶段到三峡工程的有关坝址进行实地考察，第三阶段中美人员混合编组，进行讨论和意见交换。在查看荆江分洪闸及部分分洪区和安全区时，李镇南请来访的代表团成员注意和研究荆江的问题。在查看葛洲坝工程时，李镇南着重介绍了选择三斗坪为三峡坝址的理由及反调节意义与重要性问题的研究情况，以及葛洲坝作为三峡工程反调节水库的问题。
在第三阶段，美国代表团团长和李镇南交谈时说，从葛洲坝工程的建设看，中国工程师是有能力、有水平的，即使像三峡这样的工程如果由中国的工程师自行建设也是可能的。需要美国提供帮助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些个别项目。6月2日下午，经过长办的联系，美国代表团在武昌东湖向水利电力部钱正英部长汇报。在他们汇报之前，李镇南在当天上午向钱部长报告了美国代表团到汉后的活动及他们的意见。之后，应美国代表团的要求，李镇南和长办的几位同志陪代表团乘轮去上海，看了长江下游的情况。
代表团返美后编写了一份《长江三峡综合考察报告》，此举为三峡工程上马进一步创造了条件。据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报道：“这批专家确信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方案是可行而且是需要的，中国的设计者有能力独立予以实现。”
倾情奉献 梦想成真
光阴荏苒，几十年三峡工程的风风雨雨并没有磨去以根治长江洪水为己任的李镇南对三峡工程的一腔热情。20世纪80年代初，已70多岁的李镇南仍壮心不已，对三峡工程依然一往情深。他主持召开高层专门会议，探讨如何解决长江中下游洪水问题，将会议讨论的只有兴建三峡工程才能控制长江上游洪水的意见向国家有关部门作专题报告，呼吁尽快兴建三峡工程。1983年他从总工程师职务退居到技术顾问的岗位上，仍参加了1986年的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工作，他担任防洪和综合规划与水位两个专家组的顾问。对各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或阐述，就论证的内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澄清一些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几十个春秋，千万个日夜，三峡工程始终令李镇南魂牵梦绕。1992年4月3日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时，李镇南心潮澎湃，他感谢全国人民对这项研究工作的信任。1994年12月14日，凝结着李镇南等长江委三代人40年心血和汗水的三峡工程技术准备瓜熟蒂落，当电视中传来“开工”喜讯时，李镇南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1997年11月8日，李镇南在医院的病床上通过电视看到大江截流成功的实况转播，他感到自己及同仁们为三峡工程所做工作，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他为之付出的毕生心血的三峡梦终于实现了，他从心里感到欣慰。
1998年3月23日下午5时，李镇南总工程师在汉口协和医院辞世，终年89年。根据其生前嘱托，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部门领导和他的亲属专程护送其骨灰到宜昌，将骨灰洒在三斗坪坝区，让李总在九泉之下可以看到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经几代水利人共同努力即将建成的三峡大坝千秋万代为民造福。
李镇南为长江的治理事业奉献了60年，他为三峡等工程做出的巨大贡献后人定会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