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考古学是什么8篇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什么是考古学 考古学是通过发掘遗址、解析世界各地的文物和实物遗迹，研究人类历史和史前史。 其课程主题是研究旧社会和历史文化，从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媒体考古学是什么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是通过发掘遗址、解析世界各地的文物和实物遗迹，研究人类历史和史前史。
其课程主题是研究旧社会和历史文化，从探索人类起源和早期原始部落到古代环境和古代艺术文化。
考古学的核心部分是将实地工作和实验室分析相结合。
考古学学位通常与人类学、艺术史、经典文学或历史学联合研究学习，因此也常常与文学传记和语言研究有关。
因此，对考古学的研究学习可以为日后进行实地考古打下基础，同时也将培养更多的个人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建立逻辑论点的能力、整合大量信息以及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清晰而有力地表达自我想法的能力。许多学位课程也包括外语学习。
你可以从考古学学位学到什么
对于本科考古学位课程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模块包括考古学方法、考古学的基本概念、考古学文史以及实地和实验室操作方法等主题。
除此之外，课程会因教职员工教学方法和院校的专业化程度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课程主要都侧重于古代历史。在地域方面，课程可以涵盖埃及学、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古希腊和罗马、非洲、东南亚和中国古代等多个地域文化。
许多大学都期望学生可以额外学习一种自身比较关注的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语言（古代或现代），例如中文、梵文、古希腊语、拉丁语或阿卡迪亚语。
更具体地说，你可以从考古学学位学到的模块有：亚史学和埃及学，罗马建筑，古希腊世界中的贵族与民主，地中海海洋考古学，意大利伊特鲁里亚，古希腊和罗马的货币，非洲艺术和考古学，印度的历史和宗教，以及伊斯兰国家的艺术。
考古工作通常通过课程或论文进行评估，但有些学校也会评估你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实地考察和实验室工作。
如果想学习考古学，你在高中时该如何学习
成为考古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并不需要在高中时学习特定的课程。
但是学习经典文学，地理，历史，语言，科学或社会科学对将来进行考古学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学习科学这门学科可以为将来学习实验室操作和实地工作方法的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历史、文学、经典文学、哲学、地理等人文学科也为将来的论文写作提供良好的文学基础。
学习外语、地理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将有助于你更好地了解探索不同社会和文化。
学习社会科学可以让你掌握分析人类社会和群体行为所需的方法。
正如你所看到的，有各种各样的科目可以帮助你为攻读考古学学位做准备，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科目进行学习。
考古学毕业生都从事何种工作
考古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选择从事博物馆教育、策划、保护和文化遗产方面的考古学家的工作。
考古学专业的毕业生非常适合的工作包括文物遗产管理、博物馆教育或展览管理员、博物馆馆长、历史建筑督察或遗址保护员、档案管理员、制图师、社会研究员或旅游管理员。
毕业生也有可能是在考古承包商或顾问、博物馆、大学考古部门、国家遗产机构或地方政府工作。
考古学的毕业生还从事其他职业，从教育、媒体、广告和公务员到商业和各行各业。一些毕业生在获得考古学学位后，也攻读法律或教育学学位。
篇二：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论略姚伟钧张国超
【英文标题】ABriefDiscussionontheBasicModeofChinesePublicArchaeology【作者简介】姚伟钧，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国超，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武汉430079）【内容提要】公众考古是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产物，交流与解释是其基本命题。公众考古学的理论虽然起源于西方，但中国却存在着公众考古的实践。中国公众考古的途径和方式有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等几种基本模式，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选择适宜的模式。【关键词】中国/公众考古/模式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学科建设的逐渐成熟、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和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发达，公众考古的理论和实践在国外日渐风靡，并相互支撑，成为推动国外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就国内情况而言，公众考古学在中国却是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新鲜事物，因此有关对公众考古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还为数很少，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的系统和整体研究。因此，研究我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不但对建立我国公众考古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指导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众考古的缘起：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考古学是通过对实物资料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的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考古学产生之初，所发掘的工作使大众深切地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存在与古文明的辉煌。尔后，随着学科的专业化，考古学逐渐无意识地将自己与大众隔离，陷入自我封闭、孤芳自赏、门庭冷落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大众对考古学艰涩难懂的术语和繁琐枯燥的数据敬而远之，充满疑问和好奇；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忙于整理发掘报告、追求学术上的建树，无暇顾及公众的疑问和需求，缺乏将考古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意识①。在公众的眼里，考古学或被看作是一门神秘的学科，或被视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公众对考古学家的总体印象就是“挖墓的”、“掘宝的”、研究“古董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飞速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盗墓、自然风化等种种原因，文化遗产正时刻面临着被损毁的威胁。目前，考古学界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考古发掘也是破坏，只不过是一种有准备的、由专业人士进行的、比被动的盗掘和开采略微好一点的破坏而已。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以摧毁研究对象的原生背景来提炼信息。古代遗址的稀缺性、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挖一个就少一个，将会变得更加稀缺和宝贵。因此，人类关于自己古代的知识随着考古学而快速增长，但人类的古代遗存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使得公众对用考古证据来寻找自己民族的渊源与分辨自己的民族身份非常关注。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使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因此，这些因素正迫使现在的考古学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考古学的资源面临危机，考古学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在动摇，考古学必须在一个迅速变动的世界中为自己重新定位②。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先使用“文化资源管理”的概念，这一概念随后在西方很快被广泛采纳。同时，随着考古学自身建设的日趋成熟，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考古学家社会责任感的唤起及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的紧急情况，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
“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公众角色定位问题。1974年，“文化资源管理会议”在美国丹佛召开。自此，西方考古界开始熟悉文化资源管理的相关法规，各大学也开始设置文化资源管理的课程，培养既懂专业研究又能从事管理的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针对政府文化资源管理社会化的趋势，出现了合同考古学的操作方式，引入了市场机制推动其运转。这使考古学从一门纯学术的学科转变为科研和管理相结合的综合学问，考古学家在进行发掘之前要懂得妥善权衡利弊，把保存文化资源放在首位③。“文化资源管理”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界的指导方针。到80年代，在北美等发达国家，以保护和管理为宗旨的“文化资源管理”已成为文物考古工作的最高理念，并以立法予以确认。随后，美国文化资源管理中的“保存理念”、“整体意识理念”和“公众意识理念”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理论，并开始配合基本建设的合同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CRM)、考古学与土著的关系乃至90年代兴起的考古人体与信仰资料回埋运动，完成了对考古学家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极大升华。自此，研究考古学与社会、考古学与新闻媒体、考古学与遗产旅游、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等问题逐渐引起西方考古学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了一个全方位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该计划后来被查尔斯·麦克基米西(CharlesR.McGimsy)命名为“公众考古”(publicarchaeology)，其含义等同于“文化资源管理”概念，即除了保护、管理之外，它还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和公众教育等方面的内容④。自此，“考古”与“公众”开始实现有机结合，一个新的考古学分支——公众考古学诞生了。可见，考古学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和考古学发展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大众化之间的矛盾是公众考古学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因，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对待历史的态度、考古学的伦理责任等考古工作者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则为公众
考古学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土壤⑤。公众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考古学科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二、交流与解释：公众考古的基本命题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分支。由于其笼统性，导致很难给公众考古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国外学术界的定义大致如下：在北美，几乎所有由公众资助（直接或间接）或获得广泛授权的专业考古就是公众考古；在具体的条款中，公众考古可以被解释为“为保护考古资源，在诸如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合进行的公众教育和公众解释”。其目标是：保护考古遗产资源；向公众灌输关于这些资源的管理伦理；把考古伦理性解释和解释目标紧密类比。借鉴国外公众考古的相关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公众考古的定义给出了通俗的解释：公众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大众化，其核心思想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publicstakeholder)、“交流”(communic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公众考古学所采用的“公众”(public)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公众”与“公共”两层意思⑥。公众是最直接的“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从考古资源与公众的关系推理，考古资源是公共资源，隶属于公众，和公众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是在处理公众的共同遗产，因此考古不只是考古学家的事情，广大公众对此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考古方案的公众告知，包括工作方案的提出、经费的使用、发现等必须顾及到公众，必须与公众进行交流和解释，必须顾及到考古遗产的长久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公众对自己的过去和历史有着天生的好奇心，“我从哪里来”千百年来拷问着每一个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过去，由于获取信息的不平衡性，大多数公众了解历史的途径相对较少。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广大公众对考古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会与日俱增。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与传媒的日益发达，考古与传媒的
联姻，则为满足人类的这种心理需求提供了可能，也为考古学大众化和共享考古提供了现实途径。为迎合这样的趋势和需求，这就要求考古学家应该更加善于交流：和其他的学科交流，引进的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实行考古资料的开放和共享；和公众交流，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时代分享自己的发现及价值，将考古认识融会到古代遗存保护与利用方案的制定，融汇到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文化创新之中⑦。“交流”(communication)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要求考古学家在做好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也应该树立联系、沟通公众的意识，把考古信息、考古成果及时有效地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公众，最大限度地惠及公众，实现社会共享⑧。“交流”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排除误解和偏见⑨。“解释”(interpretation)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工作目的和意义的解释，还包括对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的解释。在经过考古学解读之前的考古资料和文化遗产只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人们并不能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由于考古学家的参与，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考古学的使命及其意义正是在这一转化中得以体现⑩。可见，“交流”与“解释”，既是公众考古学的基本理念，也是其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交流”与“解释”而进行的。
三、中国公众考古的基本模式分析现代考古学自19世纪2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发展迅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也同样忽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场更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和城市化浪潮在中国兴起，成为塑造中国考古学面貌的重要社会力量。考古学自此成为了解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状况的基本手段，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众考古在基础理论不完善的
情况下也开始了自身的实践。特别是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考古学走出研究的象牙塔，惠及公众的条件逐渐成熟，“公众考古”成为近年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一）参观考古现场：公众考古的基本形式参观考古现场，可以让公众近距离地接触考古，了解考古工作的性质及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2007年“文化遗产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向社会宣布“将开放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供公众参观”，但真正由考古人员在发掘仍在进行的时候主动策划、组织大型公众活动，将考古发掘的过程向群众开放，仍缺乏实践和经验。2008年5月7日至5月13日，“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如期开展，共有三个环节供公众参与：其一是在紧邻南旺分水龙王庙发掘工地的南侧空地上布置了十二块宣传展板，分为“大运河和南旺的故事”、“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和“保护我们的大运河”三个部分，并安排专人讲解，还大量发放与展板内容配套的宣传单页；其二是在保证不影响正常发掘并且不会对文物造成伤害的前提下，在隔梁上用竹竿、塑料绳等简单工具布置参观路线，让群众有组织地进入发掘工地参观，并请正在工作的考古人员现场讲解；第三是配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现场发放“汶上县文物线索联系卡”，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当地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当地的青少年学生是这次活动的重点，先后联系、组织、接待了工地附近的南旺镇第一中学和南旺镇中心小学500多名师生参观、学习(11)。考古工地的这种有组织、有秩序的开放姿态，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其热烈程度让人惊讶和感动。十二块展板前总是聚着认真阅读的当地人，彼此间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不识字的就紧紧跟着讲解员听。由于活动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周边乡镇的人常结伴坐车赶来。汶上县第四高中30多名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利用周日休息时间自发从汶上县坐车来到南旺发掘工地参观，而且周边几个
学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也作了调整，都与大运河保护有关。当地百姓对自己家乡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在这里被释放出来，历史知识、考古知识、遗产保护知识等等也在这样生动、鲜活、和谐的过程中从专业考古人手中转到了非专业的公众心里(12)。在中国考古学界，除了南旺公众考古实践外，各地不少考古机构以及大学考古专业都积极开展过向公众开放考古工地，让公众近距离接触出土文物和遗迹，同时让考古专家给公众现场讲解或开设普及讲座等不同形式的与公众互动活动。如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成都市考古研究所、重庆市考古研究所、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都先后成功举办过这类活动。（二）模拟考古：公众考古的拓展形式模拟考古就是在已完成科学发掘的遗址上，将文物复仿制品事先埋藏在地下，在专业考古人士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参与者的模拟发掘，再现考古场景的一种寓教于乐的活动。通过模拟考古这种互动性较强的项目，参与者可以自己动手模拟考古发掘，在参与中了解考古常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技能和意识。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1982年12月对社会开放。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是北京地区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全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最高级的葬具体系，墓主是广阳王刘建。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率先在北京引进模拟考古的形式，利用遗址博物馆独有的研究和展示优势，向公众推出一系列模拟考古活动。“考古小奇兵”是系列活动之一。博物馆为了使这一活动达到逼真效果，完全按照田野考古学的方法设置考古探方和文化层，考古探方按照新石器、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六个时期布置文化层，并“埋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古钱币等。在模拟考古的过程中，所有深奥的考古学专业知识以及神秘的考古过程，都
可以化作一种快乐的体验，体验者的文物保护意识同时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考古小奇兵”活动中，参与者只要发掘了一个时代的探方且得分在1000分以上者，就可以获得初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及证书；如果挖掘了三个不同时代的探方，且完成了附加问题，就可以获得中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及证书；如果完成了六个不同时代的探方，且完成了附加题，就可以获得高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和证书，获得高级证书者将有机会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各种实地考古活动。此外，闯关成功者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级别证书和奖品，还可以竞争“考古英雄榜”上的最佳排名，享有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其它参观活动的资格。除上述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外，近年来许多博物馆都开设了模拟考古项目，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和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等，深受广大青少年的欢迎。模拟考古活动的开展，达到了使更多的公众了解考古知识，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自觉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的目的。（三）科普考古图书：沟通公众的桥梁科普性考古书籍是沟通考古学与公众的又一座桥梁。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美的插图、扣人心弦的故事来吸引和打动读者，无形中起到了传播文化遗产知识、教育公众的目的。现在，面向一般读者甚至专门面向孩子的考古学刊物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发展领域。以美国为例，与考古知识普及有关的刊物将近十余种，除了著名的《国家地理》、《发现》以及《科学》等经常发表考古普及文章之外，还有几种专门的考古学普及型刊物，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发掘》(Dig)、《发现考古学》(DiscoveringArchaeology)和《美洲考古》(AmericanArchaeology)。它们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大旗下分别锁定不同的读者群体，《发比如现》专门面向孩子，引导他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和正确理解。我国近年来普及性的考古著作也开始增多，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系列、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编的《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吴汝康的《人类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李伯谦、徐天进的《考古探秘》以及《剑桥插图考古学史》、《100个考古大发现》、《考古人手记》等不少关于文明起源、人类起源、考古解密的书籍，一度成为热销书。但总体而言，我国科普性考古书籍离初具规模仍有相当距离。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普遍充斥着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学术争论围绕地层学与类型学展开，有时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学家之间的交流尚有困难，离普通公众当然更加遥远。所以，加强与公众的联系，不但要求文物工作者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是对考古学家学术水平的挑战：未经深入，也无法浅出(13)。我国每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绝大部分是抢救性发掘。考古单位按《田野操作规程》等规定要求发掘遗址、采集文物、记录数据、编写报告，这些材料的积累速度惊人，但相应的研究工作却令人失望。某些文物大省掘地三尺就有古迹，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既影响资料搜集的水准，更谈不上田野工作之后的综合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报告除了提供一份遗存的清单外，可能也不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加强考古发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应当成为考古工作一项任重道远的目标。（四）直播考古：公众考古的休闲形式考古直播是新闻与考古的联姻。考古学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一般以漫长、冷僻、枯燥、严谨、神秘、理性的方式出现。新闻则以快捷、煽情、趣味、活泼、知识、感性的方式出现。考古学的东西一旦成为新闻，自然会淡化其生硬和冷僻的属性，保留其神秘、严谨的属性，增加其趣味、生动的属性。换言之，考古新闻不仅具有一般新闻的价值和特质，而且还有重温历史知识，传播考古常识，将科学研究世俗化，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因此，不仅受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欢，更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但直播与考古也有矛盾和冲突。新闻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注重时效性，而
考古工作则严谨细致，周期较长。有时出于文物安全等方面考虑，考古活动还应保持低调。考古学科的高度的专业性使得传媒的报道往往只能在“事后”跟进，在考古界取得自己的学科内的确认之后再进行报道，而无法变成直击式的报道。媒体“考古新闻”惯用的“散布—澄清—再散布—再澄清”之“操作模式”，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将使受众对新闻的客观和真实性原则产生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考古直播要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就需要考古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首先，考古行业要加强对考古新闻的引导、规范，与媒体一起积极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主动挖掘考古新闻，全面呈现考古；协助提升考古新闻的准确性；以媒体中已经成熟的栏目为捷径展示考古成果，创新考古直播模式(14)。其次，媒体要规范对考古新闻的报道，从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着手。这包括：加强考古报道的科学性，遵循文物考古的自身规律；遵守新闻规律，力求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公正；遵守文物保护法。作为在信息和传媒时代考古学大众化的产物，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学科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公众考古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既要借鉴国际公众考古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又要参照中国考古学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相宜选择适当的模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现考古学的大众化，使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建立文化遗产公众参与的机制，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①郭妍利：《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②曹兵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5期。③顾伊、陈淳：《美国文化资源管理》，《文物世界》2001年第1期。④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⑤⑥⑨⑩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⑦曹兵武：《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⑧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11)(12)南旺考古队：《分享考古发掘过程，促进文化遗产保护——记“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活动》，《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11日。(13)陈淳：《当代考古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14)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11年1期第43～48页
篇三：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我的理想是考古学家作文我的理想是考古学家作文范文（精选7篇）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都有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很是熟悉吧，作文一定要做到主题集
中，围绕同一主题作深入阐述，切忌东拉西扯，主题涣散甚至无主题。为了让您在写作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我的理想是考古学家作文范文（精选7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理想是人生的目标，是人生的导航灯，它指引着我们的前进方向，使我们不在大千世界里迷失。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向上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考古学家。小的时候，我就对一些古钱或是看上去比较古色古香的东西感兴趣，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便爱上了《鉴宝》节目，因为那里面总是有很多名家出手的古画、和一些名贵的古玩物等。
之后，我又观看电视上所说的许多大考古发现，也为人类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团。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考古工作，但并没有想过要当一名考古学家。后来，我听说考古发现了中国古时候的一位宫庭贵人的尸体；虽然那尸体已经不成样子了，但里面的各种物件却完好无损，似乎没有经岁月的摧残和破坏，这让人们十分疑惑，考古学家们经过细致的观测、分析、推理，最终给了热爱考古的人一份满意的答卷。看到了考古学家的伟大，我从此便想长大后当一名考古学家。虽然我对古物和考古有兴趣，但是考古学家的工作十分艰苦，考古时要一连很长时间都住在外面，风餐露宿，在森林或沙漠等较为危险的地方，还可能会遇到野兽或一些不可预料的危险。听到这些，我不禁有些动摇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对考古更多的认知，看到人类的迷团一个一个的被解开，古代的宝藏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我的意志又坚定了。要当考古学家不能只有理想，还要从实际出发，所以我应该更多地了解和学习考古知识，多看考古的重大发现，于是我就养成了经常上网搜查关于考古的资料。我知道了许多考古的知识，比如说考古埋藏基本原理：指专门研究生物死亡、破坏、风化、搬运、堆积和掩埋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各样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变化的一门科学。而有了知识，还要有毅力，但我相信“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我能够不懈地朝着我的目标努力，不怕艰苦，勤奋学习，就一定会实现理想。然而，不管选择什么理想，只要你肯向它努力、前进，不将知识拒之门外，就能冲破难关，走过并不平坦的人生之路，最终去把理想变成现实，张开翅膀，去迎接美好的未来。理想，就是对未来事物的想象和希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考古学家。从小，爱看神话的我就渐渐地喜欢上了埃及这个神秘的国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有许多问题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为了进一步了解埃及，我开始查阅资料。在查阅资料时，我的目光停在了“考古学家”这一让我有些陌生的名词，我继续查阅，知道是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文明遗迹，那时我十分高兴，心想：“成为了考古学家，岂不是可以发现更多文明遗迹了？”逐渐，成为考古学家，这一理想在心中悄然萌发。我觉得要成为考古学家要有丰富的课外知识的奠基，离要成为考古学家的目标就进了一大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多多翻阅一些有关历史、科学方面的书籍，有助于增长课外知识；当然，考古学家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因为像化石、古墓之类古文明遗迹，大部分都在偏远地区，人迹罕至的地方，要想发现这类古物就得体力好，所以，我应该加强锻炼，为当上考古学家做体质方面的基础。另外，当考古学家还得有敏锐的洞察力，心细，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古物。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都能培养这种能力品质，比如：做试卷时仔细审题，背课文时不丢字落字，写作文时体验生活，观察、留心周围事物的千变万
化……除此之外，还要勇敢、当机立断，因为在发掘古文明遗物中，不得不提到古墓。古墓中前世的奇珍异宝多得是，但挖掘它们可不容易，因为古墓中的线路曲折，易于迷路，有些陪葬品还有致命陷阱，都需要勇敢闯过，所以，勇敢也至关重要！
当考古学家不容易，要成为考古学家更不容易，但即使再难，再不容易也无法泯灭我要成为考古学家的理想，为了圆我的考古梦，我会不懈努力！
我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我有许多美好的理想，那就是我长大了做什么。有时我想当一名医生，因为医生可以帮人治病。有时我想当一名老师，因为老师可以教同学们很多知识。我还想当一名飞行员，在蓝天上翱翔。
可是，现在我的理想又变了，我想当一名考古学家。因为我想知道远古时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恐龙王国大百科》，从这本书上面我知道了：前寒武纪至石炭纪是生物出现的时期，二叠纪至白垩纪是恐龙出现的时期，第三纪至第四纪出现了远古人和许多动物。同时我也认识了许多草食恐龙：板龙、大椎龙、华阳龙、巴洛龙、马门溪龙…，还认识了许多肉食恐龙：棘背龙、巨齿龙、迅猛龙、鲨齿龙、重爪龙…。可是我还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些恐龙是怎么出现、怎么生活、又是怎么灭绝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认真做事，平时还要多看课外书，掌握更多知识。希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考古学家，我会朝着这个理想，一步一步努力。
从小到大，我就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学习成绩不好的人实现不了的，想要知道这个神秘的梦想吗？快来看看我这篇有趣的作文吧！
我想当一位考古学家，研究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进化成我们现代的人类的，还可以研究古老的生物、植物、远古时代的兽类、昆虫以及至今尚在的古文化遗址。因为我喜欢研究远古时代的兽类，特别是远角犀，它的鼻尖上有一对威风凛凛的兽角，河马般大的体形，四只脚略微比猛犸象小一点，皮毛有10厘米厚，短小的尾巴用来赶走苍蝇和蚊子。
我还喜欢研究古代的人类，因为我想知道在以前的人类是怎样在那么恶劣的生活条件下生存的，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怎么样，我的梦想有趣吧？所以我要好好学习，努力学好科学知识，实现这个有趣的梦想！在我的心中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做一名优秀的考古学家。在我的心里，考古学家并不是一个戴着四方眼镜，只会读书，柔弱四班的书呆子，更不是一个每天蹲在地上拿着放大镜，聚精会神看一块石头的老大叔。他们是伟大的，在人类历史的隧道中摸索，解开时间的密码，见证昨天的辉煌。要说干考古的念头，是在几年前去西安看秦始皇兵马俑时萌发的。那天，我跟着导游的脚步，顺着人流，来到一号坑。一排排肃立的兵马俑如排山倒海之势扑入我的眼帘。我惊叹秦兵马俑的宏大规模，更惊叹考古学家们能将历史的痕迹如此完整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她指着一群蹲着的人们说道：这，就是挖掘一号坑的部分考古学家。只见他们蹲在地上，低着头，一手拿着一块兵马俑的碎片，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刷子的东西，紧皱眉头，小心翼翼地刷着。考古学家们真在修复部分兵马俑。天气如此炎热，蒸笼似的一号坑中，他们，却在不辞辛苦地工作。渐渐地，我要干考古这一念头愈加强烈。考古学家这一职业在我心中也愈加神圣起来。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郑重其事地站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骄傲地宣告我的又一大考古发现，用自己的双手，解开人类历史古老而神秘的面纱，向后人展现人类历史的文明、智慧与辉煌！实现考古梦，自然也需要不懈的努力。俗话说：博览群书，孜孜不倦，书籍是知识最大的宝库。我要多多阅读历史方面的书籍，通过电视等媒体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和考古时事。我可以利用假期有力名胜古迹。敦煌石窟，乐山大佛、布达拉宫，这些都是我极其向往的地方。《文心雕龙》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实践出真知。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用努力化作梦的翅膀，飞向云端，触及梦想的蓝天。让我勇攀高峰，用毅力，将微笑定格在灿烂的瞬间；用实力完成这个美丽的考古梦！
对于考古学家我非常感兴趣。让我不解的是，他们是怎样挖掘名胜古迹、古物化石的。他们是怎样研究发现没有记入历史的史前文化的呢。
在一次偶然中，我看到了关于考古学家的话题，于是我就感兴趣的.往下看。在众多的考古事迹中我发现了震惊全世界的考古发现——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
拉美西斯二世身高1。76米，比普通人高出10厘米。他发色鲜红，不同于常人，这在他的木乃伊上清晰可见。并且是当今保存最完好的古埃及木乃伊之一。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十九王朝的法老，是古埃及最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经历了一系列的远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卡迭石战役。
看到这里，我越发对考古感兴趣了。考古学家们从挖掘出来的古迹、化石中发现了许多秘密，解答了科学家心中的疑惑，还研究发现了没有记入历史的史前文化。让我们对历史文化有更多的认知和了解。
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东北尼罗河三角洲新建一座城市为首都，并将其命名为培尔—拉美西斯（意为拉美西斯的家）。拉美西斯二世无疑是埃及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法老之一。然而他统治的时代已是埃及衰落的前夜，国家巨大的开销加快了国力的下降。拉美西斯二世死后，埃及就开始走下坡。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70天被制成，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制成后，埃及人把他安置在陵墓中，望法老能够平安长眠。但事与愿违，几十年以后，陵墓内陪葬的宝物洗劫一空，而拉美西斯的木乃伊也从此不得安宁。负责看守的埃及神职人员不得不多次搬动法老的木乃伊以防那些盗墓人打开木乃伊身上的绷带，偷取藏在内部的黄金饰物，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拉美西斯和其他几位法老的木乃伊被藏到了底比斯附近的小城代尔巴哈里的哈特谢普苏特神庙内。1881年被法国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佩罗发现并最终安放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内。
看完了震惊世界的发现，我感叹这位伟大的古埃及法老。同时也对考古越来越感兴趣，我觉得考古学家非常伟大，他们不仅挖掘出了古迹，还发现了知识，对历史有进一步的认知。我觉得做考古学家很伟大。
考古学家神秘，伟大。可以认识自然，认知历史，我想做考古学家。理想=劳动+努力+天份每个人心中有过不同的理想，当理想实现时非常高兴，可理想没实现时也不要放弃，因为，“理想=劳动+努力+天份”，天份并不重要，可劳动和努力是重要的，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实现。我，也曾有过理想：当警察、当科学家、当老师、当考古学家······可我最后想当考古学家。我在电视上见到许多的有名考古学家，不怕困难、不怕辛苦，一直去考古，这份精神鼓舞了我。看那一个个成功的喜悦，使我赞叹不已。可当我知道，当考古学家要学历十分高才可以，我惊呆了，可又被当考古学家的信心给挡住了。我不怕千辛万苦，在图书馆里买来了：《恐龙未解之谜》、《世界未解之谜》等一些对考古有帮助的书，听课，下课时磨练自己的胆量，因为要有一个大胆的心才能去考古。有一次，我在床上边看着《恐龙未解之谜》边在纸上画着。“骆骆！上英语课啦！”我听了，急忙说：“来了！”可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看书，又过了十分钟······只见妈妈气冲冲地走了上来，说：“你怎么这么慢的？叫你走又不走！”我只好收书上课去了······我只要坚持这样子，考古的路就离我不远了，可胆量这关我还没过，我又悲又喜啊！我一直努力着，不断向理想前去。虽然在努力向理想前去，可在途中也有风沙、困难，可我会不断的加油！直到实现理想为止——只要我知道理想=劳动+努力+天份！
篇四：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打字机”的前世今生
作者：吕黎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02期
德国著名媒介哲学家基特勒的著作《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终于在汉语中获得了重生，这可能是2017年中文媒介哲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同时在英语世界中，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墨磊宁（ThomasMullaney）在2017年出版了第一本讨论中文打字机的英文专著《中文打字机史》（TheChineseTypewriter：AHistory）。本文打算围绕这两本关于打字机的著作，谈谈媒介考古学的新进展。
一、什么是媒介考古学？
媒介考古学（MediaArchaeology）在中国学界应该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在国内有限的介绍中，这个概念大多被翻译为媒体考古学。这个译名可能来自荣震华翻译的德国学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Zielinski）的名著ArchologiederMedien。齐林斯基是媒介考古学的奠基性人物之一，这本2002年的著作是他对媒介考古方法论和哲学思考的总结。比它的英文版还要早两年，荣震华的中译本在2006年以“媒体考古学”为名由商务出版社出版。此后，这一译法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沿用。但是，由于“媒体”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更多地带有“新闻媒体”的含义，所以容易引发歧义，更会造成对媒介考古学的误读和误用。比如早期中国电影的发生是国内电影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少学者对从画像、影戏到电影的转变做了有益而有趣的勾陈和叙述，但研究者和评论者有时将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线性历史观和单一媒介观的研究看作是媒介考古学的演练。这是对媒介考古学的误解。正如德国学者托玛斯·埃尔塞瑟（ThomasElsaesser）指出的，在媒介考古学方法指引下的新电影研究需要“重新思考电影如何形成、电影如何透过众人的劳力与脑力（及非人因素和偶然条件）发展，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媒体如何在1895年左右被‘发明’出来，最终获得了‘电影’一名”[1]。所以，新电影研究需要处理电影非线性的发展、被压抑的历史、电影媒介的整体生态和特定的历史脉络，以及旧技术对未来的不同想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尔塞瑟媒介考古学的口号是“运动影像有许多历史，但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属于电影”[1]79。我们从这个口号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关注的不是电影作为统一的媒体（无论是视觉的、艺术的还是新闻的），而是电影作为不同媒介（无论是视觉的、听觉的、机械的还是别的）的再媒介化。因此，媒介考古学可能比媒体考古学更少歧义，更符合学者们对MediaArchaeology的设想和设计。
那什么是媒介考古学呢？芬兰学者尤西·帕里卡（JussiParikka）提出过一个为人熟知的定义：“媒介考古学通过旧的新媒介所带来的洞见来研究新的媒介文化，通常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诡异的、受忽视的机关（器）、实践和发明。另外，它还分析媒介文化中的记忆体制和创造实践———无论是理论的还是艺术的。媒介考古学将媒介文化视为层累积淀的，是一个时间和物质性的褶皱，在那里历史可能被突然重新发现，新科技迅速地过时。”[2]从这个四平八稳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帕里卡努力在媒介考古学的不同思想来源和不同研究侧重之间妥协。首先，媒介考古学对“被遗忘的、诡异的、受忽视的”历史的关注无疑受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响。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那些幽灵般的闲逛者、拾荒人、妓女、文人也为媒介考古学提供了灵感。无论是福柯的不连续历史观和本雅明的救赎历史观都强烈地质疑了现代西方盛行的历史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突显出历史的断裂性、不连续性、爆破性。其次，与这种历史观相应，“层累积淀”的文化观意味着媒介考古学的目的不仅是要挖掘媒介的原初，回到某个历史的起点和现场，而且是要让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当下闪现：媒介在那时突然变成了媒介，而同时这种媒介性又立刻被人们遗忘。再次，媒介考古学对媒介的话语和物质性双重强调暗含着英美传统和德国传统对福柯的不同解读。由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英语世界的学者更倾向于或者更容易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接受福柯。所以英美学者普遍地将媒介话语化，希望从先于媒介的话语网络中挖掘媒介的意义或者效果。德国学者则不然，他们对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有更多的保留意见，重视福柯对机制（dispositif）的阐述，更多地从物质性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的意义。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的新媒体研究大多是关于硬件方面的。最后，记忆机制既指新闻媒体、档案馆、博物馆、网络等信息储存、交换、流通外在于人的社会机制和技术机制，也指媒介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动态联系。如果说记忆机制的社会性和物质性不是媒介考古学特有的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媒介考古学在记忆的生理机制上有独特而深刻的新认识。也正是因为将媒介视为认知和感知的机器，所以有学者认为媒介考古学的目的就是考察和挖掘媒介成为媒介的知觉和感觉结构。在一篇对德国媒介理论的精彩评论中，美国华裔学者张正平教授点明了媒介以及媒介考古学的真相：“媒介居于中间；这一居中，这一居中的真相，以及我们对这一真相的理解是它们自己居中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媒介考古工作的确切遗址。”[3]
二、基特勒论打字机
在了解了媒介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取向后，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基特勒的工作和贡献。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Kittler）是位思想深刻而复杂的哲学家：一方面，他誓言“将人从人文学科中赶出去”，另一方面，他被当作是黑格尔的继承人；一方面，他受到严格的德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训练，另一方面，他是法国理论的德国传人；一方面，他常常被人们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更明显地带有福柯思想的烙印。而与我们的讨论直接相关的是：一方面，他被公认为媒介考古学的先驱之一；另一方面，他自己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归在媒介考古学的名下。基特勒可能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黑格尔的继承人。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曾经在（柏林）洪堡大学教书，更重要的是，就像黑格尔划时代地宣告了美学被哲学所终结，基特勒用媒介终结了哲学、文学以及所有的人文学科，这个终结具有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巨大的话）划时代的意义。基特勒对媒介的创造性理解与他青年时代研习法国理论密不可分。在20世纪70年代，以拉康、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潮风行于英语世界。但在德国，学界主流对这些法国哲学家们往往嗤之以鼻。基特勒是当时少数几个认真对待法国理论的德国学者，接受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一些基本立场。比如，基特勒接受了谱系学的历史观，试图寻找那些呈现出西方知识型断裂的概念。他对主体或者人的命运尤为关注，希望能找到作为话语效果的人在历史中的出现和消失。但基特勒又与这些法国哲学家有非常重要的不同，那就是他对物质性的坚持。他批评拉康、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研究过于文本化、话语化，并对他们的理论做了媒介化的改写。这些重要的思想在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话语网络1800/1900》中有系统的阐述。这本出版于1985年著作的德文书名意思是“记号系统”，英文版将其译为“话语网络”。从英文翻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福柯的影响，但德文书名其实取自德国法官史瑞伯
篇五：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电影本体论的嬗变——媒介考古学引起的思考作者：李立来源：《艺术评论》2019年第6期
李立
[内容提要]近年来，媒介考古学成为了西方学者研究热潮。本文通过对埃尔塞瑟文本的细读与近年来电影史的新变，判断出埃尔塞瑟媒介考古学隐藏的一种引而不发的前提：那便是电影本体论的嬗变。它从古典的、“摹仿论”的、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最终走向了当代的、整体的、后巴赞时代的观念影像本体论，以“影像+”的方式活跃于电影史与艺术史的汇通中，以一种相互融合、交错旋进的“自动机制”自行生成，从而真正地理解埃尔塞瑟关于电影“存在而无所不在”的结论。
[关键词]媒介考古学；摄影影像本体论；观念影像本体论；存在而无所不在
一、媒介考古学到底讲了什么
当下电影研究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媒介考古学（mediumarchaeology）”，这一从人文社科脱胎出来的研究方法在电影研究中产生出了大量前沿的理论成果。从媒介的演化过程入手对媒介持存的影像痕迹进行考古，这是媒介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媒介考古，还原了媒介与艺术、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以媒介的小切口切入了对社会机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托马斯·埃尔塞瑟教授（ThomasElsaesser）在近作《电影史作为媒体考古学——追溯数字电影》（FlimHistoryasMediaArchaeology——TracingDigitalCinema）中详细用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对电影做了绵密而仔细的研究。随着《电影艺术》在2017、2018、2019年持续不断的关注，媒介考古引发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并且在各个方面给予这个话题以新鲜的思考。
诚如埃尔塞瑟所言，尽管在过去30年中媒介考古学在西方电影研究中火热，甚至在最近10年爆得大名，但对媒介考古学仍不乏质疑。“媒介考古学其实并没有什么一套可供辨认的方法论与共同目标，它所研究的问题似乎没有一套可信或中肯的阐述方法，也缺少特定的研究方针让人们可以衡量其成功或是评断其价值”[1]。但这并不影响埃尔塞瑟的研究兴趣，和齐林斯基（Zielinski）、恩斯特（Ernst）等其他媒介考古学家不同，埃尔塞瑟将媒介考古学看成一种症候，直接提问：“今天，为什么需要媒体考古学？”
埃尔塞瑟直接给出了回答，从早期电影、数字媒体、博物馆/美术馆电影三个方面论述今天为什么需要媒介考古学。可以说，埃尔塞瑟的这三个回答充分显示了埃尔塞瑟对于电影深刻的洞察力和敏感的判断力，他将这种症候分析得淋漓尽致。
在早期电影的考古中，埃尔塞瑟对传统线性的、单一媒体因素和简单因果关系的电影史研究提出了批评，对电影学者过于强调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过于强调“天真的写实情怀”提出批评。早期电影未必像电影史学者一厢情愿地以线性叙事为目的，以进化论、自律论来要求电影的目的性，而是通过科技的进步和媒体的持存发现了多面向、多层级研究的可能，从而使得电影史成为“新电影史”[2]。比如声音的出现使电影从无声时代进入到有声时代，传统电影史仅仅就是一笔带过，但媒介考古学家基特勒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指出，这些技术的发明铭刻了时间，重新定义了活动影像，也刷新了我们对于电影的认识，它使“运动—影像”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阐释，而不是全部属于电影的阐释。再比如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
（JonathanCrary）所著的《观察者的技术》，克拉里从视觉机制的角度考察了从暗箱、费纳奇镜、立体视镜、诡盘等各种媒介的变化，这些变化历经了绘画时代、摄影时代与早期电影时代，视觉机制与科技进步、社会机制与艺术革新密切相关。在他的后一本书《知觉的悬置》中更是将“注意力”这个核心的身体感知要素提炼了出来，放置在与绘画、摄影、电影中比较考察，通过视觉机制与媒介的转变去分析注意力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可以说作为艺术史家的克拉里所进行的工作就是承接了媒介考古学家的工作。而埃尔塞瑟将这个结论论证得更为充分、也更为细致。在他看来，克拉里紧紧抓住的视觉机制就是电影的自动生成机制，通过媒介的持有痕迹和介质特点，电影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电影只是被不同的媒介形式同时发明了很多次而已。电影史并不是因果性所导致的历史，电影史之所以生动有趣，是因为发现了那些极具有偶然性的东西，那些看上去和电影没什么关系的人物、技术、传播媒介改变了传统电影史研究的定论，使得电影史变成了“新电影史”。正是有了媒介考古学的目光，我们发现，原来电影史与媒介史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为了把这个结论导向深入，使之更具有说服力，埃尔塞瑟把媒介考古引入到了当下的博物馆、美术馆影像作品与数字时代的电影中。他系统考察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影像作品和现在数码时代的数据库档案、影像装置作品、数字电影，思考当代艺术所带来的异质、断裂、虚拟和差异，以及人的感知反应和注意力变化，援引了本雅明、福柯、德勒兹、尼采、海德格尔，通过把媒体考古学作为症候来重新思考电影，达到最终的论证结论：电影是存在而无所不在。电影是泛在的、漂浮的，像空气和水一样，不仅仅可以出现银幕上，也可以出现在任何空间。媒介考古学考证出来的20世纪电影史是作为艺术存在的证据，只可惜它作为档案被保存，不再流通，它从媒介考古史中成为了一种痕迹的物质史。但21世纪的电影史却是隐身的、透明的、无所不在的，它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它“似乎能够为电影作为艺术提供一种证据和理论依据，以保证电影作为某种插曲、迂回、过时媒体的未来”[3]，但它又非常的不确定，甚至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至多为埃尔塞瑟的自我提问“电影能够干什么”提供一种假设的说法，但它的意义就在于这种言说之中，“正是这种‘概念摩擦’、足够的‘反向阅读’与‘思考灵感’，让人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台面”[4]。
二、媒介与科技：电影本体论嬗变的根本动力
虽然埃尔塞瑟对媒介考古学情有独钟，甚至在共识中还说到，“除了对线性叙事的不满（从……到）、逆着‘诠释（媒体史）’、提供‘阻力’、挖出‘层次’、探索‘媒体地层’、‘挖出’受人遗忘、压抑及忽略的历史的必要等，普遍的共识是我们都得搞媒介考古学，而非仅仅把它当成概念工具。最后还有一层涵义：媒介考古学对于媒体往昔的研究（把媒体的物质科技层面当作昔日物质与想象世界的碎片，检视媒体现象将能够让我们的眼界更锐利；不是为了现下的需求（比较消费过去本身可以被视为某种非法挪用），而是为了思考一个不同的未来”[5]。但这个未来是什么呢？埃尔塞瑟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他通过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和对当代艺术的观察对电影的未来作出了一个判断：电影会获得新的自由，会成为通往这个世界的入口，会变成“思想实验”[6]和“心智游戏”[7]，会“存在而无所不在”[8]。
篇六：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什么是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有几种？核心期刊是一般是期刊中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刊物，是进行刊物评价而非具体学术评价的工具。相当一批教学科研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等，都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目前，国内核心期刊有很多种。比如“北大核心”、“南大核心”、“浙大核心”、“武大核心”、“科技核心”等。很多单位对核心的认定方式也存在差别，在职称评定中一般认定某种或某几种核心。雅诗论文网根据多年经验，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核心期刊。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关单位专家参加的研究项目，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此前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六版：第一版（1992年）、第二版（1996年）、第三版（2000年版）、第四版（2004年版）、第五版（2008年版）、第六版（2011年版）。第七版（2014年版）于201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有效期”问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只是一个科研课题成果，根据期刊的动态发展变化特点定期更新，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期刊采购、典藏、导读等工作提供参考，不是学术评价标准，也不具备任何法律和行政效力，不存在“有效期”的说法，如何使用，由使用单位自行决定。在确定所谓“有效期”的问题上，考虑到本书出版与印制时间及作者投稿到期刊出版之间的时间差等问题，建议使用单位不要采取以《总览》出版年月为界一刀切的做法。目前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为2014版。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CSSCI来源文献检索界面，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CSSCI索引的文献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确定的选刊原则和方法遴选并报教育部批准的来源期刊。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总次数等数量指标与各学科专家意见而确定的。确定之后，每年根据期刊质量的情况，增删、调整有关期刊。具体确定来源期刊的原则有：
（1）入选的刊物应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2）入选的刊物必须是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且具有ISSN或CN号；（3）入选的刊物其所刊载的学术文章应多数列有参考文献；（4）凡属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类的刊物不予收入；（5）译丛和以发表译文为主的刊物，暂不收入；（6）通俗刊物，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的各类文体艺刊物，暂不收入。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选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结合我国社科期刊出版发行的情况，确定CSSCI的来源期刊数量占我国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总数的8－1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国家图书馆、中科院等众多单位包库使用，并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项目及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名优期刊的评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指标。目前CSSCI核心期刊目录为2017-2018版。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全称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亦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目录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TIC）是受国家科技部委托，从1987年开始对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统计数据建立了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好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是CSTPCD的数据来源。通过中国科技期刊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考核，CSTPCD每年对收录期刊的范围进行调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4月或10月分两次给当年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而被收录的期刊颁发收录证书，中国科技信息所每年年底（11月或12月）都会在北京向媒体召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并非终身制，有效期三年，三年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将对其进行重新评定，遵守"优入劣汰"原则。因此"统计源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被各学术单位和科研机构接受，用它作为科研论文的学术水平的评价指标之一。
统计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均能反映与某一专业有紧密联系的期刊，但在概念上、内容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包括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采用多指标综合筛选的方法，制定出核心期刊排名表。后者仅收录自然科学类，以文献引文数据为依据，选择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筛选，再根据期刊论文引用情况列出排名顺序。两者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提供参考价值比较大的一些期刊，为单位和个人订购、收藏、阅读、投稿选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核心期刊所涵盖的期刊数量多，读者面广，但收录的生物、医药学期刊较源期刊少，且由于4年出版1次，有一定的时差，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当年的期刊状况。而源期刊则收录生物、医学期刊较多。由于每年公布1次，所以能较客观地反映期刊的当年情况。目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为2017版。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1996年开始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计量研究工作，建有“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社科论文摘转量统计库。2000年印制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供有关方面人员交流使用，2004年正式出版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要览”）。“要览”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依据最新和最全的期刊各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突出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在核心期刊的遴选过程中，选用的是有国内统一刊号（CN号）的正式学术期刊，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的类目为期刊论文统计的学科分类基础，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分为法学、管理学（含科学学、人才学）、环境科学、教育学、经济学、军事学、考古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体育科学、统计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化学、文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等52个学科类目，主要统计数据来源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2020年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摘转率统计数据库”等3个大型数据库。评价时，先统计出各学科的引证期刊，再确定这些引证期刊的各项评价指标（包括期刊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影响因子、学科自引量、学科载文量、引文率、摘转率），并赋予权重值。然后利用综合评判数学模型算出综合评价值，从而确定各学科的核心期刊预选范围，请专家定性评审。通过上述方法最终评选出了434种期刊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的核心期刊，涉及52个重要学科。研究人员根据遴选结果分析认为，分学科统计的核心效应比较理想，综合性核心期刊有较为明显的学科特点，专业核心期刊的学科分布不平衡。目前人文核心目录为2014版。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简称CSCD）创建于1989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目前已积累从1989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4496482条，引文记录53810552条。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系统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供新型的索引关系——引文索引，使用该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还提供了数据链接机制，支持用户获取全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具有建库历史最为悠久、专业性强、数据准确规范、检索方式多样、完整、方便等特点，自提供使用以来，深受用户好评，被誉为“中国的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CSCD出版了我国的第一本印刷本《中国科学引文索引》，199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张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检索光盘，1999年出版了基于CSCD和SCI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制作的《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2003年CSCD上网服务，推出了网络版，2005年CSCD出版了《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2007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与美国Thomson-ReutersScientific合作，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ISIWebofKnowledge为平台，实现与WebofScience的跨库检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ISIWebofKnowledge平台上第一个非英文语种的数据库。目前CSCD核心期刊目录为2017-2018版。
篇七：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本文来源：网络收集整理\word可编辑留学专业选择考古学怎么样
为什么要攻读考古学学位？请阅读以下考古课程学习基本指南，你应该学习什么以获得学位，以及考古学毕业你可以得到什么工作。如果这正是你感兴趣的专业，就一起来看看吧。
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学是通过挖掘遗址，分析世界各地的人工制品和实物遗迹来研究人类历史和史前的学科。从探索人类起源和早期狩猎采集社区到古代环境和古代艺术和文化，考古学的核心是探索过去的社会和文化。考古学的研究用的是野外工作和实验室分析的双重方法。由于它通常与人类学、艺术史、古典文学或历史学联合学位，考古学学位通常也与文学见证和语言研究有关。考古学研究将为具体的考古学技能打下基础，但它也将培养更普遍的技能，如批判性思维，逻辑论证能力，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有清晰、有说服力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许多考古学位，还包括外语学习。
在考古学学位中能学到什么？在考古学本科学位课程中，典型的通用模块包括考古学方法、考古学基本概念、文化考古学以及野外和实验室方法等。
课程将根据教师和机构的专业领域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考古课程主要关注古代历史。在地理区域方面，课程涵盖埃及学、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古希腊罗马、非洲、东南亚和古代中国研究。
希望学习一门与你关注的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语言（已消亡或现代）吗？，比如梵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或阿卡德语。
更具体地说，你可能会发现在考古学学位就读期间，一个课程模块是：亚述学和埃及古物学，罗马式建筑，古希腊世界贵族和民主制度，地中海海洋考古，意大利伊特鲁里亚，古希腊和古罗马硬币，非洲艺术和考古学的主题，印度的历史和宗教，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艺术。
本文来源：网络收集整理\word可编辑
考古学作业通常由课程作业或论文来评估，但有些学校也会评估你的研究领域和实验室作业。
如果想学考古学，在高中应该学什么？要在大学里学习考古学，也不需要在学校里修过特定的课程。然而，学习古典文学、地理、历史、语言、科学或社会科学是有帮助的。科学知识储备是进行实验室操作和野外工作的良好基础。与此同时，历史、文学、古典文学、哲学或地理等人文学科也能为论文写作艺术打下良好的基础。学习外语、地理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探索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将使你接触到分析人类社会和群体行为所需的工具。正如你所看到的，有很多学科都是为获得考古学学位做准备的，所以你可能想选择你最喜欢的学科。学考古学的人毕业后做什么？考古学专业的毕业生继续作为专业考古学家在博物馆教育、管理、保护和遗产方面工作。最适合考古学专业学生的职位包括文物经理、博物馆教育或展览主任、博物馆馆长、历史建筑督察或文物保护主任、档案员、制图员、社会研究员或旅游主任。未来雇主可能是考古承包商或顾问，博物馆，大学考古部门，国家遗产机构或地方政府。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也会从事其他职业，从教育、媒体、广告、公务员到商业和工业等各个领域。一些毕业生在获得第一个考古学学位后，还会转读法律或教学学位。哪位名人学过考古学？
本文来源：网络收集整理\word可编辑
埃及考古学家、埃及文物事务前国务部长扎希·哈瓦斯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学习希腊和罗马考古学。
古典考古学家小克劳福德·格林沃特曾在当代土耳其的萨迪斯（利迪娅古城）参与发掘工作，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英国古人类学家玛丽·李基（MaryLeakey）发现了第一具方伯头骨化石，这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猿类，据信是人类的祖先。
英国地方议员菲奥娜•巴克斯顿（FionaBuxton）和苏格兰历史古迹皇家委员会前秘书（首席执行官）罗杰•默瑟•奥贝（RogerMercerOBE）教授都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行过考古研究。
篇八：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作者：刘国祥【保护视力色】【打印】【字号大中小】2010-06-2516-0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各类出土文物标本数之不尽，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得以确立，充分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通过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向广大社会公众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对于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具有深远意义。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公共考古中心，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公共考古事业。我国地域辽阔，地上和地下文物资源丰富，从而决定开展公共考古的形式和内容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目前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开展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策划、组织考古文博工作者撰写或编纂普及类读物或图录；二是联合电视台或影视公司拍摄文物考古类专题片；三是策划、组织面向公众的考古论坛或专题讲座，介绍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四是组织公众代表参观考古发掘现场或走进博物馆，主流媒体跟踪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09年9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联合组织了以“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许宏研究员为公众代表详细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经过及50年来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带领大家实地考察了二里头遗址及出土文物标本，随后组织了以“公众视野中的早期中国”为主题的讨论，使大家深入了解到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6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安阳工作站联合组织了以“走进安阳见证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唐际根研究员为公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现场介绍了正在发掘的一座商代贵族墓地的情况，在随后组织的公共考古论坛上还向大家介绍了殷墟申遗的历程和经验，以及申遗成功后殷墟整体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安阳西高穴曹魏大墓的消息被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着墓主人是不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曹操，在学术界与社会相关人士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公众迫切希望了解关于这一墓葬的详尽而准确的信息。王巍所长带领本所11位专家到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后，2010年1月，由公共考古中心组织了以“聚焦曹魏高陵”为主题的公共考古论坛，发掘领队介绍了发掘过程和主要收获，相关专家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论证分析，新华网和人民网进行了现场直播，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正确引导，体现了公共考古的重要社会价值。中国玉文化有8000余年的历史，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了推动玉文化的研究，扩大玉文化的传播，探索中华民族数千年爱玉和用玉传统的形成及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由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联合相关单位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在绍兴和珠海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玉文化名家论坛”，第三届将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举办。论坛汇集了海峡两岸三地研究玉文化的资深专家，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对玉文化知识的需求。
推进中国公共考古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前景广阔，意义深远。将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大众普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将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6月25第7版)
中国考古学的缺失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LotharvonFalkenhausen）很喜欢中国的美食，性情也相当温和，但谈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时，他会很激烈地批评电视台的《鉴宝》类节目，批评一些大学考古系开设的面向文物收藏家的公众考古课程。作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学生，他对维护中国考古学的纯净有着近乎信徒般的热忱，这种情怀值得圈内的人士深思。黄晓峰陆静最近中国考古界最热的话题就是曹操墓，似乎考古发现不能与历史名人联系起来，就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否背离了考古学的本质？罗泰：曹操墓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考古学家的一种压力。他们把很好的考古学材料拿出来，但是只把它当作纯考古学材料是不够的，一定要和某个著名的人物联系起来才行。仅仅发现一个很好的青铜器是不够的，必须是某某名人使用过的，那样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其实考古学的本质并不在于把这些东西和已有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如果仅仅着重于这样的连接，即使不是从事考古学的人也能做到。考古学应该先把那些物质文化本身弄清楚，在此前提之上，与曹操之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倒也无妨。但重点并不在于某某遗迹现象是否和人们已经认识的人物有关系，有关系固然不错，没有关系也是无所谓的。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这样要强调的大概就是它们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当然也必须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考古学家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大，大家都受过必要的历史训练，所以到了某种程度也会运用到历史文献。相对而言，历史学家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运用非文字材料，但是我发现往往考古学家用历史文献材料的时候，在方法上存在缺陷。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贡献的话，必须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99%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反言之，历史学家用考古材料也有类似的问题。当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每个时代所得到的文献资料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与考古资料的不一致，很多时候是年份上的差异造成的。以用鼎制度为例，这是考古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古代中国研究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但若仔细探究的话，文献和考古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
甚至互相矛盾。当文献完成的时候，学者已然有了各自的理解，考古学也可以证实，文献完成时期所实行的用鼎制度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已经有所不同了。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但是这些空隙都非常有意思。并不是因为学者研究的不地道，导致了两者之间不完全一致，或者说这种不一致其实是正常的。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那些文献资料虽然是从战国末期到东汉之间完成的，但它们描述的用鼎制度，其实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可以给出明确的时间点在公元前85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是远远早于文献创作的时代。好像那个时代用鼎制度的遗留还被后代的知识分子保留下来了。虽然仪式的执行者已经不按照记载中的方式进行了，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应该如何进行的文字记载。我相信在当时，孔子提到的那些周制也应该是这些制度，而不是他真正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我并不是说考古不能帮助文献学家把他们的文献理解得更清楚，但是它依然有自己的范围，与文献学区分开来，又要把文献中的意图、限制和时代背景都弄清楚，最后才是综合性的研究，讲出很有趣的故事。关于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德国十九世纪有一个将军在军事上也有运用，叫作“分行合击”。您提到分行合击的方式，但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事之道，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将所有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去进行研究，在您看来这对考古学是好事还是坏事？罗泰：其实考古学和所有其他的学科都是一样，应该要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当然其中有一些令人不满的事，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当时考古基本上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了。物理学、年代学更是如此，文献学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互相加入对方的领域。我当然没有参与其中，好像他们那个时候并不欢迎外来的学者。西方其实对此非常重视，当然从基本的方法论来说，他们当时希望得到的结论，是无法得到的，至少考古学是提供不了的。因为考古学在原则上往往无法确定某段历史的演变过程或者某个事件具体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它可以指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把地层学、地形学做好的话，可以将范围尽量缩短，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内，那就算特别不错了。但它的学科性质就决定了无法给出确切的某一年。它只能提供一个95%的可能性，还有5%的可能根本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不明白这个逻辑顺序，那就是对学科工具本身的一种误用。而唯一的能够确定某个具体年份的是文献学，根据文献的记载可以确定具体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已经知道在夏商周那个时代，特别是西周早期到公元前840年，这个部分的文献记载是缺失的，而有一些文献又互相矛盾，无法结合到一起。在这方面司马迁的做法是可取的，不妄下结论，而是把一切都并列，以便后世参考。我们清楚大致的时间段，只是不能具体地指出是哪一年。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这已经完全足够了。我们研究考古的人，不需要知道武王伐纣具体是公元前1050年还是1046年，考古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十年的范围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历史文献已经可以给我们指定出这十年的范围，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是100%。可是为了了解这个，就不需要庞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了。这些是原先就已经知晓的，可以开一个会让专家讲几句话就解决了。当然还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在，也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但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讲，二十年和五十年这样的差别也是可以容忍的，只是能在十年的范围内更好。所以其实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可以做的，在工程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之后仅仅只是文献学和较为专业的天文学方面的工作。要解决这么具体的年代，考古学没有用，但是它也可以在背后帮忙，划分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文物之间的一个分界线。可能很模糊，因为在物质文化中并不是非常容易就能看出来，尤其是处于某个时代的晚期和下一个时代的早期，特别是商代晚期的一些现象被保留到了周代的早期。既然中国的考古学家已经知道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他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为什
么还要参与进去呢？罗泰：他们是被逼迫参与的，我的老师、现在已过世的邹衡教授，当时从考古学的立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包括他周围的一些人都写过批评的文章，一些不参加断代工程的人可以提出批评意见，邹衡先生就是被逼迫参加这些会议的。他对一开始基本的方法论就提出了怀疑，别的学者也不见得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个元老，也已经退休了，所以比较敢言，但那些年轻的学者就不敢过多地表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这种将几个学科放到一起合作研究的精神是可取的。只是提问的方向可能不是最恰当，带有一些政治因素和民族的情绪，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于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很切身的体会。因为在国外，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代表中国的文化，也会碰到研究埃及、两河流域的学者的一些质疑，也觉得非常刺耳。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文明非常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要如何界定呢？是否要将所有的古代文明放在同一个标准上衡量？如果将古老作为标准，那么第一名就是两河流域，其次是古埃及，再下来是印度河流域，之后是中国，接着可能是南美，最后是非洲。但毫无疑义的，各个文明还有其他内在的东西，是否发生得最早不很重要。想象下，一个家族中并不一定是老大在历史上最为杰出，也许老三更伟大。李学勤教授也很直接地指出，再怎么研究也无法将中国的文明变得和埃及、两河流域一样早。要确定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不要根据它的早晚，而是其他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只要不进入某种固定的模式，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发现，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非常注意这点。比如现在的美国，一些人类学的主流比较热衷于新进化论。写不出论文的学生觉得，他们一定要解释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说明了原始社会向国家的发展是怎么形成的，这才是一个像样的题目，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在我看来，这就和刚才所说的论资排辈一样，是限制学术思维的任意构建出来的模型。现在中国的年轻学者受到美国的影响，也有这方面的热潮，这当然不失为考古学上的一个好课题，但仅仅只是众多好课题中的一个。最近一些年，青铜器和简帛文献出土很多，这恰好是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结合，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教授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您对他的研究似乎有一些批评？罗泰：首先我觉得夏含夷的书写得非常好，而且我并没有批评他的内容，只是将他没讲到的内容补充进去，将他重要的研究放在比较宽阔的文化领域里面。我并非专事研究铭文本身，但对作为实物的青铜器很感兴趣。因而把那些铭文看作青铜器时代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因为铭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所以也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撇开铭文的内容不说，它们一方面也属于文献史的范畴，可以用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了解了它们被铸上青铜器的原因。我们首先要问那些铭文为什么铸在青铜器上，由谁所铸，又是为谁而铸，在文化中起什么作用。这些不是夏含夷所感兴趣的，他更关注铭文的意思，逐字地剖析并翻译成漂亮的英文。我只是觉得作为考古学者，必须在阅读夏含夷等人的著作之后，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夏先生不去问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批评的话，就是他让人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被忽略的。作为我来说，只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告诉读者。西方的一些学者现在认为中国的文献是很晚才成文的，甚至可能晚到汉代，而之前都是代代口述相传的。这个看法在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圈子里得到重视，比如宇文所安先生。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文献很长时间都是口述相传，成熟很晚——我却是无法同意的。夏含夷也不同意，他一直认为西周时期从有铭文开始就已经写书了，有了一些编年性的历史记载或者是像《尚书》一样的文献。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会发现文献有改写的痕迹，但这也无法断定在较早的时候没有出现成文的内容。我并不是说持口述这类观点的都是笨蛋，也许他们比我更聪明些，只是他们被困在了一种不太可能的理论当中，相信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意
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作为考古学家的我根本不需要关心这个，仅仅只是对可以当作物质文化看待的文献有些兴趣。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观点，我可以说在我的想象中，春秋和西周那段时间里有成文的文献流传下去。在中国，公众对考古学大都不很了解，您觉得如何才能让大家更了解这门学科呢？罗泰：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模仿的是日本。在日本，考古是大众非常关心的一门学问，每一个小镇都有考古博物馆，都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是前苏联，他们甚至让孩子直接参加考古挖掘，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假期里参加这样的活动。某位苏联的考古学家还告诉我，孩子们都做得非常认真，而且有的孩子非常敏锐。这在中国还是比较缺乏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考古往往是为国家做的，总是和民众保持距离，多数时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递，而非平等。当然也有例外，我的老师俞伟超先生像教学生那样和农民们谈论考古，让他们明白考古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几乎看不到。需要在考古学的边缘培养这样一批考古学的工作者、记者，在教育机构或是媒体上推动考古学的工作。这些措施在现在中国实施也正合适，因为现在中国又富起来了，一些人也有时间来关心这些。还有一点非常之重要，必须禁止那些收藏类的节目，类似于《鉴宝》之类的节目真的非常之可怕。因为这些节目是和考古直接对立的，它们对大规模的盗墓活动也许起了推动的作用。最近有篇文章不知用何种方法，计算出从1986年大规模破坏文物以来，至少有二三十万个墓被盗，而考古学上真正发掘的从1920年算起也远远不到这个数。全国还有几万人是以盗墓为生的，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普及这方面的教育不仅是为了保护文物，也是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稳定，杜绝社会的一个部分被犯罪集团控制，可以说具有很宽泛的社会功能。■（本文未经罗泰先生审定）
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
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当你走在田野大地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在等着你。考古既不是夺宝奇兵式的浪漫主义，也不是鉴宝式的与金钱关系亲密。说到考古学家，最典型的形象是满身尘土，却也乐在其中。我从1989年开始考古以来就从没有间断过，最近十年几乎一半时间在田野度过。我曾经说过，考古实际上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完美结合，探险活动与严肃科研活动的完美结合。对考古学家来说，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考古学家，必须具有吃苦精神，要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而不是撞大运。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当你走在田野大地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在等着你，当你拿着手铲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铲出来的是什么，永远有宝藏在等着你，永远有未知在吸引着你。有这种精神，再苦也不觉得累。在博物馆里，人们对那么多重要的宝贝熟视无睹，就是因为没有切身的感受。而只有切身体会，享受到考古，才能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而这也是发展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所在。我最近研究的课题是建立考古发掘标准体系，其中就把公众考古作为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前，考古绝大多数是与人“隔绝”的，重要的项目还有武警站岗，警犬虎视。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提倡在保护的基础上，边发掘边开发。至少让当地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当地人在知道之后，配合考古部门保护文化遗产，也出现了很多感人的实例。最轰动的陕西眉县杨家村5位村民保护27件青铜器，上报有关部门的事例。国家文物局对村民们进行了表彰，并组织了国外旅游，这件事也激励了一批人保护文物，使更多的国宝被保护起来。这也是公众考古的一部分。公众考古学主张及时发布考古报告，让公众尽快知道、了解，让公众参与考古。同时，让考古走进生活，让公众能享受到考古。我所在的周公庙遗址考古与《华商报》合作举办了考古体验活动，公众参与热情很高，报名非常踊跃。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组织的五尺道考古探险活动也被广泛关注，有关文章还成了高考试题。与考古学家面对面，与古代遗存零距离接触，直接与古人“对话”，这是一种文化大餐。人们常说，盛世收文物，乱世藏黄金，其实那不是享受，而是一种霸占。参与考古，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化享受，是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当然，公众考古在中国推广还是需要时日的。对于考古，公众有着很多各种各样的疑问。不过，考古不是为考古学家的考古，拿着纳税人的钱，首先要对得起纳税人。公众有知情权。而且，真正的考古从事的是人类文化活动，最终、最根本的目的是造福公众，考古成果需要转化成现代的语言让公众理解，更要让公众去享受。考古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去搜集精华，流传智慧，公众提出疑问也是参与考古的一种方式，考古学家不要不耐烦，不要高高在上，不要盛气凌人，这是我的理念。雷兴山老师推荐书籍：岳南《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西拉姆《考古的故事》
了解考古
编者按：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门通过研究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在诞生之后的不到200年之间即重塑了人类对历史的认知。但从考古学发展历史来看，这种知识力量的发挥却历尽反复。考古活动和研究最初是古物爱好者、历史爱好者和探险爱好者的业余活动，直到20世纪初考古学才发展为一门专业的学科。随着考古学不断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权威化甚至垄断化，对于历史遗址遗迹的发掘、研究好像都是专业的考古学家的事情，与普通公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在很多时候，公众被拒之于考古大门之外，只能间接地通过媒体的零星报道感受考古的神秘和揣度历史的灿烂。然而，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和对自己过去的求知欲望并没有因考古学走进象牙塔而终止，作为一门以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反而被公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其对他们的疑惑给以更多的回应。与此同时，一些考古从业人员，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考古工作人员，由于其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经费来自于社会公众，客观上敦促这些国家的考古学者放下身段积极奔走，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让资金的提
供者——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能够了解、理解甚至喜爱考古，支持他们的研究和工作。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者CharlesR.McGimsey在其1972年出版的专著《公众的考古学》（PublicArchaeology）中比较早地提出了公众考古的理念。自此以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考古从业人员逐步开展了大量公众考古工作。在中国，本世纪初，一批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进行公众考古实践，他们或翻译介绍国外考古学成果，或著述传播公众考古理念，或付诸公众考古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与许多近现代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一样，公众考古在中国的产生虽然是追随了西方国家步伐的结果，但一旦获得认可尤其是官方的肯定，其发展和实践速度总是不出意外的令世界咋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考古遗址公园在多个地区的建成和两线三片大遗址保护格局的初步确立。当然，公众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究竟成立仍存在争议，但作为一种理念，公众考古提醒每个人，要想真正地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考古遗址保护起来，必须依靠公众的力量，让公众了解考古、参与考古并积极参与考古遗产的保护。为此，本报借第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之机，向普通读者介绍考古工作的点点滴滴和国内外公众考古实践，以期更多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野外考古中的新式武器近年来在野外考古活动中，很多考古同行们已经开始使用种种新的仪器设备，与传统的仪器设备相比，他们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在这里权且为大家谈谈这些“新式武器”。GPS是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的英文缩写，进入我国后发展很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已成为考古中不可或缺的帮手。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持GPS在野外考古中的的一般应用。1.定位，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功能，在野外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考古遗址，我们就可以迅速用GPS定点得到一个经纬度以及海拔等数据。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GPS找到一个已经经过定位的陌生的考古遗址。如果迷路，若能想法告知搜救人员我们的方位，就可以做到有惊无险。2.导航，GPS中有电子罗盘，我们不再需要笨拙的传统罗盘指明方向。同时现在绝大多数GPS中都有详尽的电子地图，不但可以标明我们在地图上所在的位置，而且能够相对于目的地设计一条最佳路线。免去了携带大量地图和在地图上费力找寻路线的麻烦。3.距离和面积测算，GPS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行经路线中的任意两点距离测定出来，并且可根据我们的地图标记点将一个规则形状的地域面积大致计算出来。所以当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城址遗迹时，不需要任何其他测量工具，一个人就可以得到城墙的边长、周长以及全城的面积。当然很多GPS还有一些特别功能，如温度计、气压计等等，就不一一叙说了。全站仪的应用没有GPS那样广泛，不过近年来也逐渐进入了考古应用中。全站仪是集水平角、垂直角、距离(斜距、平距)、高差测量功能于一体的测绘仪器系统。功能有：1.绘图。全站仪可以用来对考古遗址进行绘图，无论是平面图或是等高线地形图。这主要是通过全站仪的坐标测量得到的。我们既可以使用专业软件绘图，也可以利用全站仪得到的测量坐标在图纸上手工绘图。相比较于传统绘图方法更为准确、便捷。2.坐标及距离的测量，全站仪可对范围所及（可达数公里）的任意点的三维坐标进行测量，既可得到重要遗迹遗物的相对位置坐标，又可以得到地形分布的数据。当然同时又可以得到任意两点间的距离。与传统测量相比，数十倍地提升效率、增强精度。与GPS在测距上的不同在于，它更强调整体区域内的测量，适合考古发掘，GPS较为适合线的测量，适合调查。3.布方。全站仪可以利用它的测距与水平角等功能实现布方。与传统方法比较，不受地形影响，精度高，持续工作性强。
激光测距仪是利用激光对目标的距离进行准确测定的仪器。手持激光测距仪的测量距离一般在200米内，精度在2毫米左右。这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激光测距仪。手持激光测距仪应该说尚未进入考古的广泛应用当中，实际上它在房屋建筑的应用中较为广泛，工程监理人员使用它可以精确地得到房屋面积甚至体积，从而判断建筑质量等等。但是其具有的天然优势使其具备在考古中广泛应用的前景。手持激光测距仪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长200米的卷尺。这个卷尺精度高，不受热胀冷缩影响，也不会产生弹性形变，而且也不需要两个人拉住尺的两端，仅仅是这样，尚还不足以使我们青睐于它，它还可以解决我们以前无法解决的难题：当我们测量洞穴高度、悬崖高度、峡谷宽度、裂隙宽度时甚至是河流宽度时，它就可以大展身手了，而这些数据往往不但是传统方法极难获得的，而且GPS或全站仪也是力有不逮的。可以预见，手持激光测距仪将会很快地进入到考古应用中来。还有些很有用处的野外设备如对讲机、海拔仪、经纬仪等等就不多说了，除上述几种可常用于野外考古的设备之外，还有一些未来几年内即将进入考古者视野的“新式武器”。如“测深仪”，它可以测量水域深度和水底地形，较为精确地得到实时的水底数据，虽然目前看来在考古中的作用不大，但是今后势必将随着水下考古的蓬勃兴起而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工具箱。“三维扫描仪”，它可以每次扫描一个立体三维特征面，获得整个物体表面的三维数据，从而将整个物体在电脑中模拟重建，然后再结合“三维打印机”，将复制品等比例制作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在文物整理中，丢掉绘图板和卡尺铅笔，以无法想象的快捷速度将文物信息录入电脑，并且根据需要，我们可以将该等比例文物复制出来，各种细节一般无二。这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考古中的金银财宝考古人最苦恼的就是向别人解释考古是干什么的，很多人对于考古有着自己独到而固执的见解。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考古就是挖墓的，现在拜收藏热潮与各类大众读物所赐，很多人都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地断言：你们考古的就是挖宝的！通常笔者对着这种“诬陷”都是哈哈大笑，然后同样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地回答他们：没错，我们考古的就是挖宝的。但是此宝却非彼宝，我们考古人眼中的“金银财宝”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些事物。考古人注重的是物品的科研价值而非经济价值，每个考古人都有过被老百姓刨根问底地问挖出来的文物到底值多少钱的尴尬，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件文物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大家所熟知的瓷器、玉器、字画等古董珍品固然是好东西，残破的陶罐、生锈的铁钉也一样是珍贵的宝贝。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使我们破译古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对于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研究更是从样貌丑陋、毫不引人注意的石头开始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被人所熟知的文物种类能够提供各种古代的信息，如地下出土的动物化石能够告知我们古代先民们的食物与生存环境；墓葬里的人骨标本能够告诉我们古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条件，土壤中的花粉能够让我们推测当时当地的环境情况，发掘出的木炭能够让我们判断年代等等。以上所说的都属于考古中的遗物范畴，还有不可移动的遗迹其实也属于考古人眼中的“财宝”。例如古人住过的房子，类型多种多样，有山洞、有窝棚、宫殿，有地穴式的、半地穴式的、地上的，考古人从这些房屋类型的区别与演化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再如古人的墓葬，有土坑墓、有砖室墓，有小墓、有大墓，有贵族墓、有王陵，考古人可凭借这些千差万别以死证生，复原历史。看得见摸得着的遗物与遗迹固然是我们眼中的“财宝”，但是考古人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心机、殚精竭虑所要追寻的“金银财宝”其实是透过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考古遗物与遗存所反映出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考古学文化、历史真相、人类文明的脚步、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这才是考古人的最终目标，是考古中的最宝贵财富，这财富不仅属于考古，属于过去，也属于全社会，属于未来，因为只有了解了人类的过去，才能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就能预言我们人类的未来。考古调查中的望闻问切很多人纠结于考古人是如何找到考古遗址的，曾有一个老乡亲眼目睹笔者在他传了三代的祖宅地下挖出了墓葬后惊为天人，固执地认为我们有某种透视的仪器，并一再劝说哭笑不得的笔者放弃考古改行去寻找金矿。其实，很多考古前辈早已形象地用中医中的“望闻问切”概括了考古调查的四个方法。“望”者，观望也。有人说考古人会看风水，这话也对也不对。我们所看的风水不是风水师、阴阳先生所看的风水，而是说我们在寻找遗址时是要对地理环境、地质地貌特征进行考察研究，这就是考古调查中的“望”。以旧石器遗址的寻找为例，一般来说，河谷两侧的阶地较为适宜古人居住，其找到遗址的可能性远大于平原；河谷两侧的向阳面阶地则更佳；如果该向阳面阶地上还发现有山洞存在则即可将该地评为旧石器远古人类的“最佳宜居小区”了。2006年我们曾两天时间找到三个旧石器遗址，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闻”者，听闻也。很多考古遗址并不是考古工作者主动发现的，是由热心人告知的。当年安特生在寻找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时首先到的是鸡骨山，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正当我们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我们立即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了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这就是龙骨山发现的过程，靠的就是一个“闻”字。“问”者，探询查问也。考古者不唯腿勤手勤还须嘴勤，凡事多听之后还要多问。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一时可能会得到大量纷繁芜杂的信息，很多人都宣称见到过文物，若不辨真伪，听风便是雨，那恐怕腿儿跑细也所获无多，这需我们详细查问，去芜存精；还有的时候，很多本地人并不知我们所要获得的是何种信息，这需我们耐心讲解，详细探询，如陶器是什么样子的，和平常所用的瓷碗有何分别，往往能有意外所得；更有时候，我们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如将文物实物加以展示，有的放矢地主动去寻找信息，就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精力。“切”者，探索研究也。考古调查的最终结果，我们要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分析研究，使今后的研究少走弯路，并能够更加深入。这是每个考古工作者每次考古调查后的重中之重，没有“切”的调查是失败的调查，“切”得不充分，不彻底的调查也同样是失败的调查。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拥有一双能“透视”的眼睛。考古人的苦辣酸甜“苦”。考古人是艰苦的，常年奔波、四海为家，辛劳勤勉，似蜜蜂般忙碌，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条件相对艰苦，就笔者来说曾有过三月不洗一澡，40天减重20斤，一个月未与家人联系，一周七换地点辗转千里，一天水米未进，半天被蚊子叮50多个肿包等等特别经历。笔者也曾抄起铁锹挥汗如雨地铲土；也曾拿起手铲跪在地上刮面直至双膝酸麻；也曾扎紧腰带攀岩峭壁心惊胆战；也曾卷起裤管下河淌水几次湿身；也曾山洪来袭大惊失色拔腿飞奔；也曾山石滚落逃过一劫暗自庆幸；也曾囊中羞涩贪馋吃肉口水直流；也曾衣衫单薄寒潮来袭瑟缩度日；也曾高烧不退土法治疗奇迹痊愈；也曾脚踝扭伤咬牙坚持长途跋涉；也曾加班加点昼夜操劳数日未眠……考古人就是这样以苦为乐，苦中取乐！
“辣”。考古人有两种辣，一种辣是辣的别人，一种辣是辣的自己。一次在某地考古发掘时，有几个当地的地痞无赖前来生事，到了工地就被笔者呵斥了几句——当时笔者剃了光头，留了个络腮胡子，那真是顾盼生威，令人不敢直视——几个人相顾失色后讪讪而退，再未现身，这是对别人的辣。对自己的辣则是体现在工作上，一次在工地发掘不很理想，笔者急得嘴上生起大泡，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形容枯槁，每日反思自己努力不够，同事们大多躲着走，后来发掘顺利，收获丰富才又让笔者恢复正常。“酸”。考古人的酸是对家人的酸楚。笔者当年新婚1月即到野外调查，回来后未及一月又到了另一处工地，听到电话那侧的啜泣声，心中异常酸楚；有了小孩后，离开家时孩子还不会叫爸爸，在工地打电话时听到孩子嗲声嗲气叫着爸爸，笔者心中异常酸楚；十几年来从未与父母同过中秋节，每念及此，心中也是异常酸楚……“甜”。考古人的苦辣酸都是为了甜。当找到一处新的遗址；当埋藏千年的文物被你发掘出世；当成果变成铅字发表；当同行投来钦佩的目光；当亲手带出一个考古新兵；当商场售货员不再误将你叫做炒股队的；当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老乡和你侃起青花瓷碗；当与长途旅行中结识的朋友聊起自己的专业看到他们的艳羡；当全社会都兴起考古热潮时……作为一个考古人，心里激荡着的那份豪迈、洋溢着的那份激情、澎湃着的那份幸福、向往着的那份愿景——都变成了那浓得化不开似的香甜……野外考古中的衣食住行“衣”。原来在野外穿衣没什么讲究，舒适即可。后来发现，还是讲究些好些。比如说帽子，原本笔者也不在意带帽子的事，一次发掘时没带帽子实打实晒了一天太阳，一晚过后，脸上的皮随手一搓就掉下来，火辣辣地疼了一个星期，从此只要出去必戴帽子。笔者的经验是草帽最好，可遮阳、可挡雨、可扇风、可做坐垫，最妙的是价廉，可谓帽中极品。外衣裤若是炎热季节，当属快干衣裤最为适用。炎炎夏日，快干衣裤不仅凉爽、吸汗，一旦被雨淋湿或是洗过之后，只要极短的时间就可以变干。一次，笔者的一件快干衣午饭前洗的，吃过午饭就已经干了八成。寒冷时节，则穿冲锋衣最佳。冲锋衣透气性好、保温性能好、而且还具备防雨性。能够很好地为我们保持体力，抵御寒冷。如果诸位有心的话，就会注意到央视的主持人在抗洪抢险等一线采访时每人都是一身冲锋衣。最重要的还是鞋，很多同行选择运动鞋，其实它们可能在你行走在某些地方能使你感到舒适，可代价是脚被捂得发烧般热和难闻的味道，它们特别不适合走崎岖的山路，而且鞋会以远超你想象的速度坏掉，无论你当时花了多贵的价钱买到的它们。所以我推荐专业登山鞋，一次投入或许很高，但是可以穿很久，无论冬夏都可以，不但坚固，而且舒适。“食”。对于食物，笔者想说的是，对于一个经常在野外工作的考古人来说，你得有一个能适应一切的“铁胃”，呵呵。各地的饮食风俗不一样，野外的后勤条件也不一样。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经历，那些时候你会希望你的身体不会给你拖后腿。笔者曾经连着吃过一周每天三顿的面条，也许对于山西人这不算什么，可当时真是前所未有地想念白米饭；第一次在重庆，不知深浅地说能吃辣，结果就是张着失去知觉的嘴唇不停做微笑状；在野外抓过蝗虫回来炸着吃，觉得真是人间美味；晚上打着手电在小河里摸螃蟹，被螃蟹夹得遍体鳞伤；在牧民家里，连着吃了四根羊肋条，旁边的人看笔者的眼神都带着了些仰慕，结果晚上腹泻不止；在黑龙江吃老乡盛情招待的酱焖蛤蟆，吃出其肚内的瓢虫也一并嚼了，总觉得心里面怪怪的；在延边老乡家里，吃过一盘煎人参，半夜发热起来站在院子里降温……笔者感谢自己的胃尚算是差强人意，更感谢其实也并没有吃过考古前辈述说的那些传奇般的食谱，事实上，每个考古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回忆过往时的美好一粟。
“住”。考古人对于住，一般是入乡随俗的。笔者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2004年在俄罗斯发掘住在帐篷里。因为俄罗斯和国内不大一样，一般是住在帐篷里就近住在遗址边上，当时我们营地内全是各种各样的帐篷，我们一共六人住在了一个大型的帐篷内。当时首先是热，正是盛夏，热力直透帐篷形成一个蒸笼似的小环境。但迫于帐篷外的蚊蝇，午休时还只能在帐篷内，记得一次午休时，笔者拿出了一盒清凉油想给蚊叮虫咬处涂抹，未料想刚一打开盒盖，清凉油化作液体流到了身上，因人体温度才36.5℃，还算较低，瞬间就又凝固于皮肤上，当时这一奇景让笔者目瞪口呆。过几日暴雨来袭，整个帐篷现身汪洋，苦不堪言，雨晴后就挖了一圈环壕防雨。未及半月，天气转冷，晚上在帐篷内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仍冻得睡不着觉，于是就聊天到天亮。“行”。考古人的行可以有很多形式。单就野外调查，如笔者就乘过机动车、机动船、三轮车、自行车、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步行。我们就来说说步行。装备上，说说几样容易被大家忽视的：GPS是必备工具，很多人不熟悉GPS，其实有了GPS，我们就不需要罗盘了，因为它具有电子罗盘，可能也不需要地图了，因为大部分GPS具有电子地图，而且可以随时定位，记录经纬度，测量行走距离，甚至有些GPS可以测量海拔、气温、气压等。登山杖，我们经常随便找一个木棍做登山手杖，其实我们可以买专业的金属登山杖，坚固耐用，适合各种地形，不但为行路省力，而且还可用作防身。多功能军刀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它，不过一定要配备质量过硬的产品。还有就是不要忘记带打火机或火柴，不光是取暖或野炊，还可作为紧急呼救的手段。考虑到夜行的话，就还要准备一支强光手电，一次夜行，一位同行拿了一支集强光、报警、自卫于一体的大号手电，我顿觉气定神闲，豪气十足。(方启)
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张光直：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首先，我要向他道喜，因为他选择了一项前途无量的学科。我不能说考古比别的学科都有出息，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问，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多，人人有机会做突破性的贡献。同时，要考古一定要做田野工作，我想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在精神上的享受了。可是，换过来说，我也要警告他，你假如想发财，最好去做别的行业。我要告诉他的第二件事，是要敬老尊贤。考古学这类人文学是科学也是艺术。抓问题，找答案，固然有科学原则可循，但一生堆积起来的经验，常常是一个学者最大的本钱。可是，我也要告诉他，我们这一代的老年学者，常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背着沉重的包袱。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要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的。同时，我最不赞成中国传统上的师徒关系。去找老师学本事，应是跟他“学”，不是“跟”他；他给你教育，是“教”你，不是“带”你。你要去许多老师那里去汲取每个人的精华，然后加以融会贯通，创造成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只“跟”一个老师，了不起你跟他一样，不然的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如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请高明。第三点我准备说的，是要建议他不要把他要念的书限制在考古学内。最理想的是要将所有有关中国史前与上古的学科都搞熟悉。我们常常把本来是人工区分的各门学科当做现实的范畴，说我要做这个便是这一行的，要做那个便是那一行的。所以学考古的便不搞古文字，
学上古史的便不去田野。可是今天再这样做便是作茧自缚了。你要学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话，除了学石器以外，至少还要学地质学和古生态学，要学新石器时代文化，就还得学植物地理学和原始社会学，要学三代历史的话，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你看，念考古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就成了，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它的难在此，它的乐也在此。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大概他们都爱听。就是说，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为什么说他们都爱听这个话呢？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想出国去念书，我这个说法给出国留学生撑了腰。可是出国跟比较研究是两回事，我对他们在那里学这些洋玩意并无意见。原刊《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后收入先生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7，年
“考古学”是指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也通俗的称为“锄头考古学”，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