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县里一所有名的中学读过书的，当时村里只考上了两个学生，也算是个“秀才”，可文革刚刚开始，他就早早地“结束”了继续求学的岁月，回家当了一个农民。
父亲的兄弟姊妹多，他在家排行老大，三个弟弟妹妹还上小学，不巧爷爷又染上了结核病，需要长时间服药调养，家里的境况可以说相当的艰难。
刚刚下学，十七岁的父亲就被熟人介绍到了公社的沙场上班，因为没干过重活，铲沙、翻沙、拉沙弄得父亲瘦弱的身体伤痕累累，他有点儿吃不消，可沙场一月十二块钱的工资和六十个工分，让爷爷和奶奶不肯罢手。村小学的刘校长和村支部书记老马找了爷爷和父亲好几次，村子里缺老师，想让父亲去村里小学教书。可奶奶不同意，因为那时候做老师工资低，一个月只有四块钱和二十个工分，而一个农民，在地里劳动一天能挣到三分，此种情况下，爷爷奶奶当然看得见的只是眼前的日子，决不会因为当老师体面清闲或者说将来会有出息，而让他放弃沙场的工作。就这样，父亲一干就是八年，八年里，我的叔叔姑姑都一个个蹦蹦跳跳地完成学业，有的甚至成了家立了业。
三十岁那年，父亲因为工作认真出色，做人诚实厚道，还能写会算，被镇选派到采石场当队长，这队长其实不算个什么“官”儿，可管着石场里四十多号人呢，从生产、财物、账目到吃喝拉撒，样样都得须他操心把持。八0年前后，全队人一月的工资就得发三千多块钱，父亲一回也没弄错过。就这一点，跟他干过活的老马叔每次见我就说，你爸是个好人呐，没沾过我们一分钱。
父亲去石场上班的第二年，我开始上小学，才对家里有了更多认知和关注。在我和妹妹模糊的记忆里，母亲常常唠叨，人家马二总往家里拿个火铲、通条什么的，郑三哥常给孩子带点好吃的回来。怎么也没见你往家里拿过一个草棒儿。说轻了父亲不理，说重了，父亲也不急，他一边慢吞吞吃饭一边说，我是队长，不能跟他们一样，公家的，分毫我都不能拿，要这样，我还有理由管谁去!
娘也只是跟他怄怄气，是嫌他光干工作不顾家，有时月底工资发晚了，工友们都会一哄儿跑到我们家来领工资，母亲还得打酒做菜，忙个整晚是常有的事。
石场的车、锤、钎、叉、电线、电器、劳保护品很多，父亲从来没往家拿过一个铜丝儿，记得那年我们村里扯电灯，马二偷拿了十米电线回家，最终还是被父亲给要了回去，气得马二好长时间不跟他搭话儿。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迁到了邻村的学校去上学，冬寒路远，我的手常常冻破。母亲就说，你们那里劳保那么多，拿双手套来给孩子，谁知道?父亲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第二天下班，他给我带来了一双磨了两三个窟窿的旧手套，跟母亲说，这是谁扔在工地上不要的，被我洗干净了，你晚上补一补，给孩子先戴着，等下月发了新的，我再给他换回来。母亲尽管不高兴，还是熬夜补好。我嫌破，宁肯冻着也不愿戴，因为这，父亲又挨了母亲好几次“嘟囔”。
父亲没食言，发新手套的当天，他就把新的拿回来给了我，而那双旧的，被母亲补了又补，父亲戴了整整一个月。
我记得一年冬天，母亲到公路旁出义务工，扭伤了脚踝，肿得厉害下不了地，我和妹妹只能喝白开水泡玉米煎饼，看我们娘仨儿可怜，负责伙食的郑三大爷偷偷从厂里带回来三把油炸馓子，趁父亲没回来就送到了我们家里。父亲回来大发雷霆，那个月，他不仅扣了自己六毛钱，还扣了郑三大爷两毛，并对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弄得郑三大爷很没面子，在家里休了两天病假，父亲无奈，带瓶酒上门道歉，两个人喝得泪眼婆娑。
父亲也不是一件东西没往家拿过，他拿得最多就是那时的枣庄日报，日报每周一期的文学副刊，是我最喜欢的栏目，那里面的小说、故事、散文、诗歌让我回味无穷醉在其中，那时没有人喜欢看报纸，报纸不是拿去擦屁股，就是拿回家糊窗户贴墙，父亲见我喜欢这些东西，心里特别高兴，每个周末都会跑石场总部一趟，找一张副刊回来，这是他多少年也没有改变的习惯。
后来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国家基层工作人员，父亲也从社办企业下岗成了一个农民，可他常说的两句话却让我牢牢记在心里：公平公正才能做事服众，不贪不占才能做人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