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调研报告 武隆六记——创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调研报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创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调研报告 ,供大家参考。
武隆六记
——创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调研报告
“大院自治，司法下沉，文化引领，服务兜底。”
重庆市武隆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创造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思路，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鲜活案例。
武隆地处渝东南部的乌江下游，东临彭水，南接贵州省道真县，西界南川、涪陵，北连丰都。石斧、铜钺等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5000年）武隆已有人类繁衍生息。
武隆设治，始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寰宇记》载：“以邑界武龙山为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龙”为“隆”，寓意兴旺发达，相沿至今。
忆往昔，川渝军阀割据，武隆高山密林、险关要隘、边远闭塞，一度恶霸横行、土匪猖獗，贫民流离失所，生活濒临绝境。
看今朝，党政军民勠力同心，人民安居乐业，天坑、地缝、溶洞、林海、草原、蓝天、碧水，与勤劳的武隆人民绘成一幅辽阔而又绚丽的新时代奋进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隆区将资源、服务、管理投入到基层，开创了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新气象，形成了讲团结、求和谐、共进步、谋发展的新风尚。
文
|基层社会治理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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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自治——聚起来商量身边事
在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村两委和村民小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
基层治理涉及面宽、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治理现状的真实写照。
工作多、事情杂，时不时还会出现许多难缠的矛盾甚至冲突。
抓小院治大村，以自治促进基层善治，化解矛盾于局部，解决问题在基层，大有可为。
武隆区后坪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由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对接帮扶。杨懿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干部，被派驻到后坪乡白石村担任第一书记。
通过推进“法治大院”这一载体和渠道建设，更多群众参与到矛盾化解、参事议事、公益服务、社会帮扶等方方面面，白石村民间纠纷明显下降，2018年为“零信访”，基层治理奏响“社会大合唱”。
音符一
不拘一格选地址
以往，村民议事的地方一般选在村部或者村民家里。
武隆白石村的法治大院，议事的地方设置了“礼让堂”（或礼让树、礼让亭等），只要有一块面积适合的场所，就能作为大家平时聚集说事，调节纠纷的地方。
大院以“端起一碗饭就能聚拢”为大院范围，由党员或村社干部为创建大院的指导员，凝聚若干户村民。邻里、家庭闹矛盾，劝一劝、让一让，及早化解；国家政策、公益事业、农业技术等，聊一聊、帮一帮。
音符二
精彩纷呈取名称
以往，一个文件下去，一觉醒来，到处都成立了名字一样的村级机构，美其名曰“整齐划一”，实际效果却一般。
武隆白石村的法治大院，可以叫做“法治大院”“善治大院”“德孝大院”等，名称虽然不同，但本质一致。命名工作由大院创建工作委员会协商确定，彰显了地方特色。
音符三
传统手艺做标识
铜制的铭牌，打上几个宋体或黑体字，既没有辨识性，也没有设计美感。
武隆白石村通过给大院设计一个独具特色的标识，内容简单易懂，就地取材，用传统手艺将其制作完成，并举行挂牌仪式，这是一种农村普遍可以接受的形式。
在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看来，“有形式不一定是形式主义”，法治扶贫不一定仅仅是“法律”的法，还有“方法”的法。
音符四
朗朗上口定院约（院训）
有些地方口号喊得响亮，缺少实际内容。
在武隆白石村里一个院子一般约定3-5条可操作可做到的事宜，作为院子的院约或院训。
比如，“桥上大院”院训为“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绝不做懒汉”；“山野田园大院”院训为“建设跟着规划走，办事跟着法律走，支持跟着干劲走”；“邓家大院”院训为“饮水思源头，管水才长久”。
这些院训朗朗上口、言简意赅、主题突出、利于传颂。选择一个本院生产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如产业发展、饮水工程、人居环境等，逐个突破，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音符五
群众众推选头雁
大雁在飞行时，前面总会有一个领袖，这个领导者被称为领头雁。
武隆白石村的每一个院子都有一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的称呼既活泼又不失尊敬感，且符合本地乡风。
白石村主要通过群众众推的方式，推选老党员、新乡贤、退休教师等作为领头人，以德服众，不拿酬劳。
“院老”“院王”“院主”等大家都能接受的称呼，能够让群众在诙谐中心悦诚服，让领头人在愉快中备受尊重。
音符六
切合实际真帮扶
人心齐了，还需要有适当的帮扶措施，实现“锦上添花”。
在武隆白石村，每个院子的基本设备设施如记录仪、桌凳等，皆由政府配置，纠纷调解、集体讨论等，按下开关就能录音录像。
政府还组织“送法进大院”，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等对接每个大院，每季进院讲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和矛盾纠纷。对建设得比较好的院子，政府给予公益项目、经费和物资奖励等政策扶持。
村事村管——大小事情有人管
艳山红村位于武隆区羊角镇西北，幅员10.98平方公里，全村8个村民小组492户1715人，建档立卡贫困户52户205人，是重庆市市级贫困村。
原来的艳山红村环境脏乱、人心不齐、产业空虚，被人们称为“烂泥坝”，是典型的贫困村。2017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6000元。
武隆区总工会服务发展部部长游四海，2017年12月开始担任艳山红村第一书记，近两年来，乡村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艳山红村也获得2019年“重庆十大最美乡村”荣誉称号。
艳山红村预计2019年全年将实现集体收入3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8600元，剩余6户19人未脱贫户也将得到托底保障。
村事村管，大小事情有人管。艳山红村探索了自己的乡村治理工作法。
方法一
探索有效的议事机制
不少地方村民议事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不公开、不透明，大小事情都是村干部说了算，老百姓有怨言也无处申诉。
艳山红村探索尝试建立专门的独立的村级议事会，作为参与决策的乡村组织，增加提议、商议与决议等环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防止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演变为“村委会决策”，村民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的共识。
在自然村成立村级议事会的分支部，将议事机制下沉到自然村落一级，形成理事会监督村干部制度，理事会向群众公开村“两委”拟办实事、办理过程、办理结果，每月审议本村本组的低保、危房改造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和村级财务票据，使每一项决定、每一笔钱的流向都在群众的视线之内。
方法二
打造过硬的管理队伍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村里的大小事务很容易处于“真空”状态。
艳山红村探索建立村三级自治体系，成立“1个村总理事会+3个分支部理事会+8个村民小组理事会”，吸收乡村民间精英进入村级议事会，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工作，让党委的主张变成村民共同的看法。
理事会各分部支部管理人员通常由老党员、老教师和村医等“新乡贤”担任。
党组织是理事会的“把关人”，在让理事会成为村里大小事务管理主角的同时，保证自治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映山红村村民理事会总理事长龚向兰，出生在艳山红村，德高望重，从机关退休后，在第一书记游四海的动员下当上村理事会总理事长，父亲龚南村是村里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名的全国劳模。村民理事会班子成员鼓励村民自己的事自己办，总理事长不辞辛苦，带领100多名成员，帮助村里开展产业招商、村务自治、志愿活动等事务。
方法三
办好接地气的乡村大讲堂
发展方向不明，疑惑问题没人答解，思路因循守旧，这是许多封闭的小山村面临的突出问题。
艳山红村坚持每月开展一次学习活动，斑驳凹凸的石头屋基、渍着岁月痕迹的老木屋、敞亮整洁的院坝作为课堂，用土话土语的方式交流，用先进理论武装村民的头脑。
组织全村党员干部上党课，给他们讲清了职责与担当。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技术能人、司法干部、律师来村里上课，给村民培训知识和技能，普法，讲解乡村礼仪。
目前，艳山红村已聘请讲师67人，开展讲习39次，培训人次达3100余人次，并对外出务工者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加入公会，使他们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技术工人，有效解决了拖欠工资问题。让村民改变观念、摒弃陋习、凝聚人心、树立信心，进一步了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全区来看，武隆区司法局安排“乡村振兴宣讲月”，与27个乡镇街道对接开展了大培训，讲解治理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内容，3000余名农村干部和农民骨干接受教育。以干部带农民、骨干带群众的方式提升农民素质。
方法四
组建暖人心的志愿服务队
星罗棋布的志愿服务站点，是人世间一道动人的风景线。
羊角镇针对“空壳村”的现状，组织成立村党员先锋模范队、村职工志愿服务队、村红十字会服务队和村巾帼服务队，在农户家中张贴便民服
务卡。哪家有困难需帮助，志愿服务队就会提供帮助。巾帼服务队每月定期为留守老人理发修剪指甲打扫卫生，让很多空巢老人感动不已。
在艳山红村，红十字艳山红志愿服务队还举行了授牌和授旗仪式。担任服务队队长的村第一书记游四海，还拿到了全国红十字救护师资证书，救护员资格。
截至目前，艳山红全村有3人取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师资格证书，19人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有9位村民签订了捐赠器官、眼角膜的协议。
方法五
建立专门的工会组织
在传统印象中，一般只有工人才有工会组织，农民只有农协或者合作社这样的组织。
农民走向城市，身份发生了转换，从农民转变成了产业工人，但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仍较突出，严重侵害了农民工合法权益，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2018年1月，艳山红村联合工会成立，9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通过加入微信群找到了娘家人——村联合工会。村联合工会在春节前后通过请专家、讲师授课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业务素质；通过志愿律师为外出务工人员传授维权知识，电话追讨欠薪，帮忙为村外出人员收集整理证据，切实维权。
目前，艳山红村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了双重身份：村民+农民工，全国各地总工会都是他们的“娘家人”。在外出打工过程中，遇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被拖欠工资，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可以得到法律援助，也可以提请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法律部门协调解决。
方法六
拟定规范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古已有之，并非新鲜事物，它是一个村有序治理的象征。但现今一些基层的村规民约要么成了摆设,中看不中用；要么内容落后,不合时宜。
艳山红村广泛听取全体村民意见，回应村民诉求，协调各方利益，充分酝酿讨论，民主协调，制订村规民约和“红九条”，体现绝大多数村民的意志，实现了有奖有惩，使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艳山红村重点整治乱办酒席、乱建房屋等不良陋习，一律取消喜事、丧事之外的任何酒席，对酒席规模和送礼标准进行严格规定。违反村规民约和“红九条”规定的，将上“黑榜”公示并纳入限期整改，经考察合格后方可退出“黑榜”。
村规民约成为可以用来实际解决村子问题的依据，群众也就自觉遵守了村规民约。
同时，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改厨改厕、回收垃圾、美化庭院等实践，庭院种花种树，各种农具摆放整齐，很多村民还参与到义务清扫村道路中来，获得感幸福感得到实实在在增强。
方法七
形成向上的乡风文明
中国社会重视价值伦理，有着浓厚乡贤情结、宗族文化和礼仪传统。
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后，一些人骨子里还是有些不良的习惯，这并不是富裕起来的人的个例。
乡风文明是乡村良好社会风气、生活习俗、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和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
羊角镇以“全国文明家庭”杨兴明家庭为榜样，大力传承“以孝为首、克勤
克俭、忠厚传家”的家风家训，开展“家风润万家”活动，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
艳山红村以纤夫文化、劳模精神、百年家训三大文化为载体，大力实施以“孝贤洁序”为重点的公序良俗建设，每季度开展一次“好媳妇”“好公婆”“乡贤”和“美德少年”等评选，由村干部和村民组成考评组每月对农户打分，定期公布，每半年对排名靠前的农户进行表彰。常态化开展“立家训、晒家风、挂家匾”活动等，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群众精气神。
“让一让”——矛盾纠纷化解于无形
农村社会的许多矛盾与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在利益面前，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群众敏感的神经，不少邻里反目、兄弟阋墙……
农村矛盾纠纷、治安案件发生，多数是因为邻里琐事、婚姻家庭、土地权属等矛盾纠纷引起的，属于“积怨深、影响大、难解决
”的老大难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又会转变成刑事案件，甚至酿成上访及群体性事件，对社会治安和谐稳定构成极大威胁。
后坪乡地理位置偏远，在土地、财产、赡养老人等方面存在很多矛盾纠纷。
被确定为重庆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以来，白石村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多、建设项目多，发展带来的矛盾纠纷也不少。
“脱贫攻坚关键在人，要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加强基层法制建设，为白石村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才能实现全村振兴。”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与村委班子决定结合自己的司法工作经历，成立“让一让”调解工作室。
“人心不齐，就难以形成脱贫攻坚的合力”，杨懿说。
第一
创设“四步调解工作法”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根据调解工作实践，创设了“四步调解工作法”，一是读一读，缓一缓；二是摆一摆，谈一谈；三是调一调，让一让；四是顺一顺，赞一赞。看似简单的三言两语，对于刚化干戈为玉帛的村民来说都深有感触。
第二
倡导“三让精神”的调解文化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创设了几句让人一听就能明白的调解口号，倡导了一种“三让精神”：“让一让，心情平和，自己愉快；让一让，家庭无烦，儿孙安宁；让一让，化了纠纷，又去挣钱”。
写在墙上的几行红色水晶字特别引人注目，其蕴含的朴实内涵更是引人深思。
第三
形成具体有效的调解制度
“让一让”调解室根据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特点，结合地方实际，建立了排查制度、登记制度、报告制度、回访制度、统计制度、档案制度等相关制度，对于规范“让一让”调解工作流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
提升调解的温度
“没有打不开的结，没有解不了的怨。”巧用调解技巧，选择最佳调解时机，情理法结合，不断提高调解水平，还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既重视“情”与“理”的运用，还注重“德”与“法”的衔接，大家从一开始的闹哄哄，变成了平心静气地说事说理。调解首先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法律之外考虑人情，上合天理、中符法律、下应民情，“让一让”调解是有温度的。
这种针对矛盾当事人的个人素质、性格特点，从法、理、情多个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矛盾原因、明辨事非的工作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成立以来，已成功调解村民矛盾和纠纷12起，还成功防止了一起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使矛盾及时化解在农村基层，不扩大、不上移。
通过“让一让”调解品牌打造，使得“让一让”成为调解工作的钥匙，打开当事各方的思维方式，成为人民调解室的精品品牌。
2018年，“让一让”调解工作室被表彰为“重庆市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更是武隆区基层调解工作的一张名片。
风险零容忍——组织动员解决“急难险”问题
我国是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全球严重灾害事故中，发生在中国的约占15%。羊角镇位于乌江边，1785年，清乾隆年间，这里发生山崩，泥石流入江中堆积成碛，状如羊角，而取名羊角镇。
几百年来这里发生了无数次坍塌险情。1991年，三峡库区及长江支流两岸崩滑体普查发现羊角场镇危岩滑坡。2012年，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中心组织专家评审论证，随后，国务院三峡办委托专家现场调研评估。后经认定，该滑坡共有11处大型危岩体、30多处危岩点，总体积约1350万立方米。其中大巷危岩、庆峰危岩、庆口危岩等6处变形比较强烈，稳定性较差。
羊角场镇危岩滑坡属特大型深层土质滑坡，面积2.29平方公里，体积1.06亿立方米。2012年12月27日、2013年3月26日和9月12日，羊角镇庆峰危岩、马家危岩和庆口危岩分别发生险情。2016年5月7日，大巷危岩再次发生垮塌。
2012年，武隆建立羊角危岩治理办公室，抽调70多名干部开展避险搬迁工作，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时刻准备着，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频发的自然灾害，考验着基层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实施社会组织动员的能力。
危岩治理办公室的七十多名基层干部，与频发多年的危岩灾害斗争工作中，探索了四条务实、有效的“急难险”解决办法。
第一条
“五包”解民忧
2016年6月，危岩险情发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迅速形成凝聚力，采取“一帮一、一帮几”的方式，对险区群众开展“包人员撤离、包财产处置、包房屋腾空、包食宿落实、包后续服务”五包工作。
羊角镇机关党员干部每人包15户、村居负责人包10户、村委会委员包8户、社长包5户、无职党员包3户，“点对点”完成人员撤离、财产处置和房屋腾空。
第二条
“1+10”全覆盖
在过去20多年来，武隆政府已经为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形成了完备的“1+10”工作方案预案，包括应急避险紧急搬迁的总体方案和10个分方案。
2013年11月8日,重庆市政府28次常务会对搬迁实施方案进行审议批复。2015年1月,武隆正式出台避险搬迁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将人员安
置方式分为自有住房、投亲靠友、自主租房、政府协助找房等四种，并对搬迁群众提供生活补助费和租房补助费。
对险区学生，就近安排到城区和附近乡镇学校入学。
对于群众饲养的牲畜，由畜牧部门、养殖协会组织养殖场收购，对规模化养殖根据用地规划和环评，重新审批建新址。
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存货，组织超市、市场统一采购销售，还为他们错时生产、搭建板房生产、搬迁进园区创造条件，降低企业搬迁损失。
就连搬迁区内老人们准备的1200多口棺材，都统一安置到了白马镇氧化铝厂。
第三条
讲、看、学凝聚共识
为什么非得搬？很多村民并不理解，甚至是抵触。
为了说服群众，武隆政府带着群众看危岩、请来专家讲危岩，引导群众认识危岩，形成“不搬不行，非搬不可”的舆论氛围。
在羊角镇，避险搬迁宣传手册人手一本，20多个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被一一详细解答。
为了做好搬迁工作，武隆区还去四川省汶川县草坡乡、重庆市奉节县安坪镇考察学习取经。
第四条
法律是“压舱石”
搬迁确定，但如何做到公开公正公平，让群众信服。
武隆选择了依法依规搬迁。
从确定搬迁工作开始，遵循法定程序成为武隆定下的第一条规则。
在这条规则之下，《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国务院、重庆关于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是搬迁工作实施的基本遵循，也成为搬迁工作的压舱石。不仅如此，在搬迁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方案、预案，都及时报送重庆市政府法制办预审，无论组织安全搬迁还是妥善安置群众,法治方式引领下的群众路线贯穿始终。
平安法则——保障“候鸟型”游客安全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壮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和潜力巨大。
武隆区集大娄山脉之雄、武陵风光之秀、乌江画廊之幽，拥有山、水、林、洞、湿地、石林、湖泊、草原等景观。
武隆是全国首批7个生态文明示范区县之一，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武隆也是全国少有的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区之一。
每年夏季旅游高峰期，每天有20万人到重庆武隆仙女镇避暑、旅游的游客。2018年，武隆接待游客3200万人次、综合收入150亿元。
2000年至今，武隆每年举办“仙女山露营音乐节”、“啤酒节”、“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风筝节”、“蔬菜节”等各种大型活动，累计超过150余起，从未发生一起踩踏事件和安全事故。
旅游激活了武隆经济，超过10万人靠旅游生活，让前来度假的游客享受舒适服务的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较大考验。令人意外的是，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每年新发刑事案件不到30件，扒窃等旅游区多发案件零发生，创造了旅游治安的奇迹，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平安法则。
法则一
“大旅游”监管
武隆区是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这使得武隆区理所应当成为改革的先锋。
武隆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实施了“1+3+N”旅游综合执法监管体制改革，建立“大旅游”综合监管统筹协调机制，成立了重庆市武隆区旅游综合执法支队。
“1”是指改革旅游行政部门执法管理机构，调整完善职能职责，建立全区涉旅行政执法统筹管理主体。
“3”是指设立旅游警察支队、工商分局旅游市场管理局、旅游巡回法庭，健全相关职能部门涉旅执法管理机构。
“N”是指食药监、物价等部门落实专人，专项负责本部门涉旅执法监管工作。旅游综合执法支队现有30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委办局，但统一管理，集中办公。
强劲有力的执法人员配置，成为武隆旅游管理的中坚力量，节省了执法成本，又确保了正常旅游秩序，也扫清了以往的“三不管地带”。
法则二
科技手段助力
在武隆旅游指挥中心，500余个视频监控覆盖下的整个景区尽收眼底。借助视频监控，武隆实现了全天候、全区域的实时监控，进入景区的人流、车流，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监控目的是预防冲突和收集固定证据。在武隆景区，景区游客之间发生矛盾纠纷，也能够通过调阅视频监控实现快速调查化解。
科技手段，当然不仅仅只有监控。武隆旅游区还自主开发建设了集保护、利用、指挥、监控、监测、门票门禁管理、车辆识别、电子商务平台等
为一体的数字化信息中心，更进一步强化了早预警、早控制、早处置的能力。
乘着互联网的东风，武隆持续不断加码技术支撑，以智慧化手段提升治安防控能力、社会治理水平和司法办案能力，打通“平安武隆”建设的“任督二脉”。
法则三
“六分段”法保畅通
奇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武隆秀美的风景，也给景区交通带来了困扰。通往武隆各景区道路弯多路窄，一不留神，极易发生剐蹭。
近年来，自驾游的盛行，更使得武隆景区交通管理压力陡增。
点多面广，战线长，武隆区将旅游流动警务室放在了摩托车上，成立摩托车巡逻队。
民警罗旦华在日常工作中摸索出“六分段”工作法，将24公里的武仙路分为事故易发段、观景缓堵段、商业密集段、连续弯道段、临水临崖段、直道快速段，分段包干，定人、定岗、定责，以重要交通路口为据点，多发事故路段为必巡点，增加了游客的见警率，民警的管事率，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下降了近4成。
四年来，罗旦华累计骑行20多万公里，行驶里程相当于围绕地球跑了5圈多；累计骑坏三辆摩托，先后及时救助因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原因晕倒的老人和妇女近百余人次。
由于成绩突出，罗旦华被中央文明办评为2015年度“中国好人”、“重庆市人民好公仆”、2016年荣获中华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法则四
应急预案全覆盖
作为一个5A景区，应急预案当然不可或缺，但武隆更具有特色。
在武隆景区核心景点，乘坐“滑竿”的老年游客随处可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景区通行的环境。
道路复杂，曲折使得景区应急管理更加细致。武隆根据各景区的客流、交通状况及气候特征，将应急细化到每一个点面线。应急状态下，景区控制中心能够与消防、管委会、景区各单位、医务人员能随时联系。
从接警开始，细致入微的应急流程就被激活，打通绿色生命通道，120专业急救，医院跟踪回访，渐次展开。
在这套法则体系的支撑下，武隆景区已经能够实现在最短时间内出现在求助游客面前，最大限度地减轻游客的压力和痛苦，挽回损失。
法律服务——暖千万家庭人心
在武隆，小朋友喜欢找“莎姐”，而村里群众遇事喜欢“问哈村长”。
武隆区的法律服务实践，让法律走到群众身边，看得见，感受得到。
武隆区形成了以“莎姐”为代表的法制教育品牌；建立“易法院扶贫工作室”，主动走下去；成立巡回法庭保障旅游产业发展。
服务一
“三级”调解树样板
桐梓镇位于武隆区东北部，距离城区80公里，总人口15000人。
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但不妨碍他们将司法调解做成当地基层工作的最大亮点。桐梓镇全镇设立了八个调解委会，39名调解员，每年上百起矛盾纠纷在这里被化解。
在桐梓镇，无论是家庭纠纷、山林土地纠纷、土地流转纠纷、宅基地纠纷，还是劳务纠纷、人身伤害赔偿纠纷、医患纠纷，只要找到调解机构，他们通通受理，绝不推诿。
调解是为了化解矛盾，而早发现，早介入，有效避免了矛盾升级和民转刑事件，成为他们工作的法宝。镇、村、社三级调解组织每月排查纠纷2次，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张权利、解决纷争。
在调解纠纷过程中，桐梓镇还培养壮大了一支懂政策、懂法律、有公平正义感、方法多样的调解队伍。为了培养这支队伍，桐梓镇司法所每年将他们集中培训四次以上，邀请专家为他们传授技巧。
2018年，在全镇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化解了“卫生院死者家属医闹”“桐后路民工死亡”“双凤机动车安全事故”等重大矛盾纠纷以及扶贫领域里的矛盾纠纷。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桐梓镇出现三减一多，民间纠纷减少、治安案件减少、上访事件减少，法律咨询人数增多。当地群众形成有事找法律、找明白人、找司法所的习惯。
令人骄傲的是，近几年桐梓镇没上交一件矛盾纠纷，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大事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镇。2018年桐梓镇繁荣村被司法部、民政部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服务二
维权“莎姐”在身旁
“姐姐，你接到过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吗？”“姐姐，我不听话的时候，婆婆打我，他们违法吗？”
“姐姐，看到陌生人是不是不能跟他说话呀。”成为武隆区“莎姐”检察官代表徐红经常要回答的问题。
武隆区依托“莎姐”品牌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成立“莎姐”检察官普法团队，开展“关爱留守儿童·‘莎姐’法治驿站进乡村”活动。在武隆，“莎姐”已经成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
法律意识要从小抓起。“莎姐”通过以案说法、情景模拟、法治小游戏等方式，实现法治宣传、普法教育、心理咨询等功能，对儿童进行法治宣讲，还给他们开设课堂，教会留守农村的儿童如何加强自我保护。
“莎姐”并不是刻板的说教派，而是鲜活的行动派。2013年6月，冉某某因涉嫌抢劫罪被刑事拘留，眼看中考临近，如果他不能参加考试，就意味着要脱离校园，不能再上学。为此，经过“莎姐”团队多方协调，帮助涉罪的未成年人冉某某在看守所117监室设立独立考场，让在押人员冉某某按期参加入学升学考试。
2018年，“莎姐”团队介入办理的监督陈某某虐待案，被评为重庆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十大典型案件。2019年3月1日“莎姐”青少年维权岗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服务三
法院搬到村里边
在后坪乡高坪村村委会，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国徽高悬，法院开庭所需要的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十分庄严。这里就是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易法院扶贫工作室”。
高坪村是重庆法院系统对口帮扶村，在大山深处，距离城区需要近3小时。为了给偏远地区贫困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以智慧法院、诉前调解、诉调对接、便民诉讼等措施化解贫困地区的矛盾纠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法治村集体建设，武隆区人民法院最
终将“工作室”设立在这里。“易法院扶贫工作室”已经成为周边三乡五里群众寻求法律服务的总基地。
在武隆，不仅有扎根基层的“工作室”，还有保障旅游产业发展的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参与涉旅纠纷联合化解，保障旅游持续健康发展，已经实现了巡回审判的常态化。2016年以来，全区开展巡回审判150余场。
服务四
一条热线解疑惑
基层农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困惑，由于缺乏相应渠道，难以找到权威的、信任的人，十分困恼。
武隆区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司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以“问哈村长”微信群的方式巧妙破解了这一难题。他们以开设“乡村振兴”微信总群的方式，汇聚律师、调解专家、法律援助工作者、公证员、鉴定工作人员、志愿者、普法办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士形成“智慧外脑”。
有了“智慧外脑”的支撑，各村陆续开通村民微信群。村长充当微信总群与各村信息群的联络员。群众遇到问题，在本村群里“问哈村长”，村长、村民能帮助答复解决的立刻解决，不能解答时，村干部则及时复制问题到微信总群里，请“外脑”专家帮助解答。
“问哈村长”开通一年以来，帮助群众解决了农村土地、农民工劳务等纠纷300多起复杂疑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