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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在2011年对山东、宁夏、陕西和甘肃四个省份31个村庄的调查，获得了由2 201名户主组成的样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探讨。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包含着合作、共享、互惠、特殊社区参与、一般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九个因子，村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所在地、家庭收入、受教育状况成为影响村庄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结构与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1997）{1}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从集体层面给出了社会资本的界定，即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自此之后，学界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第一次从社区层面对社会资本及功效进行研究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1995）{2}，他通过对意大利的南北部的比较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从此之后，社会资本被广泛用于解释经济发展、经济治理等诸多问题。福山等人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多的社区更能够应对贫困，解决争端，促进就业，提高组织效率，促进社区经济发展（Fukuyama，1996{3}；Narayan，1999{4}；Woolcock，1998{5}）。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在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维持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同时指出社会资本的总理和分布决定了社区认同感、凝聚力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王思斌，2000）{6}。正是社会资本的强大解释力使它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中都被广泛的运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测量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混乱（赵延东，2006）{7}。因此，学者们从各自的经验研究出发对如何测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普特南（2001）{8}指出应该从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规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南（2001）{9}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但更多的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是使用8维度法、7维度法、6维度法和5维度法。8维度法有按照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进行测量（Paul Bullen、Jenny Onyx，1997）{10}，但这种测量方法实际上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Kawachi等（2004）{11}通过回顾33篇文献发现，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至少有8个，即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社会支持、自愿活动/志愿主义、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Desilva（2006）{12}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议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包括8个主要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我国学者桂勇，黄荣贵（2008）{13}确立了8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对8维度测量指标进行了检验，最终提取了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7个因子、29个项目；姜楠（2009）{14}提出了从信任与团结、团体、网络、社区凝聚、社区参与、信息交流、社区安全、政治参与8个方面对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且对城市单位型社区与非单位型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分析。7维度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纳拉扬和普里切特（2005）{15}，他们从村庄层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亚农村的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之间的联系，提出衡量农村社会资本的7个指标，具体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和睦相处、日常社交、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国内学者多用5维度法和6维度法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聚任等（2005）{16}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贾先文（2010）{17}提出应该从信任、网络、志愿主义、社区归宿感和社区凝聚力5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裴志军（2010）{18}认为应该从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谢治菊，谭洪波（2011）{19}提出了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此外，Harpham（2007）{20}也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6大维度，即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和非正式社会控制。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别提出了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通过经验研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检验，从而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维度，但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何谓社区社会资本？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有其基本的组成元素，那么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社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变量，其组成结构又是什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如果不回答这一问题，测量指标的建构将会失去其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二，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了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检验和模型的建立，却忽视了对社区社会资本真实状况的研究，这突出表现在缺乏关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更是空白，更没有关于少数民族村落与汉族村落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因此，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要建构这些指标，其作用何在？测量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能否直接用来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第三，现有研究建构了多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但并没有指出这些指标受社区中哪些因素的影响，似乎这些指标就是决定社区社会资本的最终因素，从而预设了一个前提假设，即社区的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规范、互惠、共享等因素是以前置变量或者自变量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指标本身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但大量的事实证明，不同类型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状况是不同的，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学者们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这些指标仅仅只是中介变量，其本身也是受其它因素影响的，那么，到底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呢？从现有研究中显然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