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朝代之一，汉代的能工巧匠们创造了中国艺术史的“叙事性”绘画风格，留下大量的“画像石”成为后人研究其社会、经济和艺术的重要物证。本文就《<金石萃编>卷二十中所见中国艺术史方法论》一文作者所提及的汉代画像石的图像功能进行了考证，并对建立中国艺术史研究体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金石萃编；武梁祠画像石；艺术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5-0071-01
不言而喻，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经过东周历朝的分崩离析之后，汉代尽管得益于先秦的统治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中实现了大一统，然而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有效统一却持续了将近四百年的不断整合。而从中国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汉代的石刻艺术无论从艺术精神还是艺术手段方面而言，对后世的中国艺术的传承和绵延，无疑都起着首开先河的作用。
《〈金石萃编〉卷二十中所见中国艺术史方法论》一文在开篇就中国艺术史方法论的问题提出“在艺术史的视野之下显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文章作者郭伟其认为，中国艺术史学科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传统，建立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史学史研究体系，这样才能对中国艺术史做出深刻而有效地批判和探讨，从而建立起独立于西方人文学科之外可与西方艺术史学相媲美的自成体系的学科。文章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对《金石萃编》进行了分析，重点提及了一个关键词——“武梁祠画像石”， 欲综合前人之分析借以为创建独立的中国艺术史之研究体系提供一个史学传统和参考的借鉴模式。
“以图证史”的方法虽在中国的艺术史学界备受推崇，但近年来，也有相关的学者对这种方法可能产生的判断误区进行的深入的阐述与探讨，本文作者通过对《金石萃编》的研读以及翻阅大量的“武梁祠画像石”相关资料文献来加深自己对汉代“叙事性”绘画风格的体验、对“武梁祠画像石”所构建的形象与内涵的理解。就如何基于中国传统艺术史的视角对“图像”进行有效的理解与鉴别，进而对建立中国艺术史研究体系的探讨，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
1 关于“武梁祠画像石”
“武梁祠画像石”是汉代著名的画像石，实际上，它是汉代武氏家族的地下墓室、墓阙、墓地祠堂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从汉桓帝至汉灵帝数十年间陆续建造而成，所以一般又称：“武氏祠画像石”。其中以武梁祠建成最早，故世称“武梁祠画像石”。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古代文人中金石学研究开始兴起，一些金石学家便开始有目的地收集和著录汉代画像石。
至今出土的汉代武梁祠画像石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有关汉代历史故事类画像。这些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图景三大类。周松林在他的《武梁祠画像石的艺术风格》一文中对武梁祠的整个图像结构及风格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武梁祠画像石艺术“多在作为主体的人物车马的周围空白处，适当点缀以鸟兽、植物、云气等，使画面显得错综丰富、饱满完整。尤其善于处理大群人物的复杂场面，重视一组人物与另一组人物之间有机联系和整体气势，从而构成完整统一的画面”。画像石的内容涉及了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毫不夸张地说，汉代画像石实际上透视出汉代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其章法布局是在一个平面上做文章，按艺术的需要处理画面，而不是以三度空间的透视关系安排人物，更不受焦点透视视平线的限制”。以武梁祠畫像石为代表汉代石刻，是年代明确、具有很高艺术审美价值的作品，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和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重要研究资料。
2 关于汉代“叙事性”绘画风格与图像功能考证
汉代的绘画以叙事画居多，在传统的中国古代艺术审美意识中，图像往往是作为文本的配套和补充出现的。就媒介途径而言，图像和文字各具叙事特色的，两者的用于叙事的方式和侧重点是不同的。然而，本文认为，如果仅仅把图像当做历史文本的某种特殊的辅助证明来进行研究和运用即所谓的“以图证史”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是不够严谨准确的，因为“图”和“文”之间有着各种各样不可知的可变因素是值得分析和判断的，图像与文字一样，作为一种静态的媒介也有符合其自身规律的叙事规则。
现今有关汉代艺术的研究成果大多出自于考古学界，然而，考古学家的研究是先构建一个由大量散乱的材料通过严密时空关系所组成的整体框架，然后，利用历史文献与出土的图像进行相互验证来猜测或解释画像的主题，这种研究方法有点类似于美术史的“图像志”研究方法。虽然这类的研究对于出土的画像石的艺术特点和艺术精神略有涉及，但往往呈现缺乏专业支撑的语焉不详。一般而言，对于古代艺术品的研究，离不开对出土物件本身精微的考释和对当时年代的社会历史进行宏观详尽地考察这两方面的支持，但本文作者认为，除此之外，我们更不能忽略对古代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风格乃至艺术品作者的技巧处理等的判断与鉴别。从艺术语言构成、时代背景和存世的文献资料几方面综合地看，在考古学家通常止步的“图文互证”的阶段，再研究一点有关汉代艺术是“怎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的问题，更能避免陷入艺术史研究中就形式谈形式、就精神谈精神的空泛，而是可以寻索出一些切实可循的艺术营养。
3 关于“武梁祠画像石”引出的艺术史方法论的思考
中国古代艺术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来，时间并不长，其研究方法也远未形成体系。中国艺术史方法论的确立，对于这门学科的创建、发展和不断的进步，其意义自不待言。
文章作者认为 “现在许多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将图像学搬到中国来，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在中国艺术实际上并没有像基督教艺术那样对应着一整套传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借用了“图像学”一词，但所用的方法却似是而非，仅仅是在表面上略加修饰，其实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 ，同时作者提出：中国艺术史学科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传统，建立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史学史研究体系，这样才能对中国艺术史做出深刻而有效地批判和探讨，从而建立起独立于西方人文学科之外可与西方艺术史学相媲美的自成体系的学科。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本文不敢苟同。
同时，文章作者对王昶“凡洪图分明而今拓已泐者，则阙之以存其真，见石本之逾久而有损也”之创见称赞有加，认为“这一观点如果能够成功运用到今后艺术史的研究中并真正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那将是富于开创性的。”也就是说，文章作者也认同对于艺术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古代艺术品当时的原貌足够重视，也要关注艺术品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痕迹。其实就这一点，与西方当代的美术史家贡布里希所提出的对于艺术史“情景逻辑分析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贡布里希在《通过艺术的视觉发现》文章中开篇即言:“并非所有的艺术都与我这里说的视觉发现有关。我们的博物馆向观众展示了种种令人眩目而惘然的图像，这些图像的范围之广，足以和大千世界的自然造物匹敌。”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位在当代艺术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师的这番话呢？绘画当然是与视觉有关的，它们首先呈现给观众的是作品的视觉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从个人视觉感受作为其创作基础的。正如汉代武梁祠画像在同一画面中却表现出不同时空的特点。对于这一点，作者认为“图像的解释者深深浸淫于中国史学传统之中，先是寻求图像背后的‘笔法’，进而寻求图像所据之文本”，“这就可见传统史学的确是有补于我们的美术史研究的。”然而，本文认为，文章作者所提倡的方法的误区在于，其像影射史学一样将当今社会的艺术情况和中国艺术史中的历史事实进行不负责任的比附来迎合某些研究和所谓的“古为今用”。不能凭空揣度，要寻找尽可能多的实际材料和理论依据，否则，这对于中国的艺术设计史乃至相关学科研究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4 结语
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在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后基本完成了对自身体系的架构。尽管现今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大多被用于对美术史的研究，但事实上，它是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认为，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他同样是极具借鉴意义的。只有建立在充分认识中国艺术史史实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两者进行有机的整合，才能完成对于中国艺术史真正意义上的特色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郭伟其.《金石萃编》卷二十中所见中国艺术史方法论[J], 新美术, 2006,(04) :41-44
[2] 戴丹. 西方中国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2)
[3] 周松林. 武梁祠画像石的艺术风格[J], 美术大观, 2008,07
[4] 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编译.贡布里希论设计[M].湖南：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