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艾伟的小说，始于他的短篇《少年杨淇佩着刀》。记得那是一次评奖活动，评委们对这部描写少年杨淇因性萌动而陷入困窘的作品颇有争议，但小说叙事清新，笔法绵密，笔墨之间流溢着若有若无、令人回味的气息，给我留下了深切的印象。随后的若干年，艾伟佳作叠出，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中长篇小说写作是个特殊的领域，它对小说家的激情、才华、想象力甚至体质和体力有着苛刻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攀高的台阶。艾伟的小说充满智性色彩，他往往把个体欲望作为叙事的聚焦，写人性的斑驳、卑微与幽暗，写它与现实之间没完没了的冲撞，从中揭示出人之存在的精神困窘。当然，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现实的冲突不是艾伟的发现，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展现形式，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其精彩铺陈也各不相同。而艾伟以其独特的言说姿态，让我们透过凡俗的生活场景，窥见存在的秘密与人性的深度。
我们不妨从长篇小说《爱人同志》说起。小说讲述了女大学生张小影嫁给负伤致残的英雄刘亚军的故事。说实在话，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此类故事已有多个版本，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侧面或反面的讲述，事件的本身透出太多的宏大叙事之气息，了无新意。艾伟则另辟蹊径，把叙事聚焦于人物的心路历程，事件反而后挪，仅仅作为故事的背景，作为影响人物命运的情景设置而已。刘亚军是个英雄，由此赢得了爱情与家庭、鲜花与掌声，但他不安分，不愿意按照“英雄”的方式过日子。他讨厌上台作英雄事迹的报告，那种衣食无忧的平静日子让他感到“虚假”。他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于是，外在的现实设置与个体强烈的自我意愿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刘亚军的寻找，既是对现实设置的反抗，又是自我意愿的呈现。毫无疑问，把原生态的个体欲望表现得张扬而富有层次感，是艾伟叙事的过人之处。小说从二个层面展开刘亚军的精神历程。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刘亚军热衷于男女之间的性事，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还“行”。由于半身不遂，究竟自己行还是不行，某次行是否以后永远行，不要说外人，刘亚军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向外人证明，是为了男人的脸面；他更需要向老婆张小影、向自己证明，因为行与不行直接关系到他的生活、他的存在。用刘亚军的话说，这性事是他“证明自己活着的最好方式”。可性事具有私密性，证明谈何容易。因此，刘亚军的做法疯狂而几近于变态：他打骂并虐待张小影；公开谈论自己的性能力；疯狂做爱，甚至不回避张小影的母亲。直到有了自己的儿子，才稍有停息。这是一个层面。在另一层面上，刘亚军不满自己无所事事的状态，一心“想干点什么”。但他肢体伤残，脾气暴躁，就连门卫也做不停当。他不合群，又被排斥在现实秩序之外。在异常狭小的生存空间里，刘亚军与猥琐的汪老头为伍，聊黄色的话题。他倒卖电影票、在广场上窥探色情活动、甚至捡破烂。这些举止与英雄身份相悖，遭到了社会与家庭的否定与指责。当个体意愿与社会、与现实发生碰撞时，刘亚军看到了生命的卑微，看到了存在的无意义。他把自己关进了孤独的黑屋子。然而，小屋又面临拆迁，刘亚军痛感无处栖息的悲凉，点火自焚了。
就本质而言，刘亚军的行为是基于本能与精神的双重需要，隐含了个体对尊严、对自由空间、对生命意义的某种渴望。但个体欲望卑微而幽暗，通常以本能形态呈现，刘亚军受制于欲望的冲动，却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寻找什么。他的目标与手段相背离，南辕北辙，从而使寻找的精神历程充满了荒诞色彩。比如在性事方面，为了男人的尊严，他采取践踏尊严的方式；他试图用无聊的举止行为，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他的自焚，何尝不是以毁灭生命的方式，赋予生命以意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刘亚军的决绝与无奈，更是凸现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困窘和生命的深度疼痛。
在艾伟的小说中，斑斓的欲望是最活跃的力量，它往往选择匪夷所思的方式吸引读者的眼光。比如小说《杀人者王肯》，王肯公然宣称自己是个“杀人犯”。很显然，这是王肯编造的神话，或者充其量只是王肯的幻觉。王肯长得瘦小苍白，性情温和，过着随波逐流的日子。假如没有杀人的说法，谁又会注意身边的这个小人物?而王肯的一生注定平淡而默默无闻。自称是杀人犯固然会引来麻烦，比如周围人的置疑或者警察查询，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没有比生活缺乏意义、生命毫无色彩更令人窒息了。美国著名思想家罗洛。梅说，“神话是给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赋予意义。神话是一种叙事模式，它使我们的存在具有价值。”或许这正是王肯编造杀人神话的心理原因。
深入地看，杀人的神话拓展了王肯的精神空间，在那儿，他是强大的，具有掌控生活、主宰人生的能力。王肯认为，神话的存在必将影响并改变他的现实处境，他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生活的强者!所以，朋友们对神话的怀疑与嘲讽，意味着王肯的精神空间再度遭到挤占，梦幻面临破灭。他挺而走险，把刀刺进周政保的手心，用畸形的方式赋予生命以特殊色彩。这一过程，从神话建立到破灭，艾伟真实地再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那种紧张而又病态的关系。
在艾伟的笔下，王肯的悲剧具有普泛性。比如中篇小说《回故乡之路》中的解放，他还是个孩子，居然也创设了拆除敌人安放在铁道上的炸弹而英勇负伤的神话。于是他成为了英雄，被同学们簇拥着上台做事迹报告，一洗“反革命”家庭带给他的羞辱。可惜这场景只是解放的想象。神话破灭，导致了王肯悲剧的重演；在小说《重案调查》中，艾伟变换视点，通过杀人案的调查，层层剥离，探寻隐藏在精神危机背后的诸多原因。主人公顾信仰原先是个劳模，按照当时的说法，他是个政治觉悟高，能够背诵《毛选》许多名篇的先进人物。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进入商品时代，顾信仰这看不惯、那想不通，与整个社会形成强烈的对抗情绪。加上他长期在海岛上看守灯塔，性格孤僻，不善于与人交流，甚至与老婆、儿子的沟通也成为问题。他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边缘化的生存状态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顾信仰精神平衡失去了控制，沦为杀人犯。表面上看，顾信仰的悲剧始于信仰危机，可事实上，他的信仰是非常可疑的，比如小说里有个细节，顾信仰痛恨美容美发院里的色情勾当，但是他也去那儿找小姐、去嫖娼。
深究下去，导致顾信仰精神危机的原因有点复杂，我们不妨展开地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流社会总会选择不同的话语，如政治的、经济的、或者道德的，通过渲染、教育和灌输，不断侵蚀个体的精神空间，成为主流的价值观念。这种主流价值观念就是顾信仰的信仰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二个问题。一是信仰不可靠性，因为主流价值观念，作为信仰的基础，它变动不居，充满时代的、功利的色彩，从而导致信仰的矛盾与摇摆；一是个体的精神空间是自我的立足之地，它遭受蚕食、不断萎缩，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从某种意义上说，顾信仰与刘亚军十分
相似，他们比王肯和解放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没有神话，没有可供神话拓展的精神空间，自然也丧失了与这个世界对话的能力和可能。顾信仰、刘亚军的精神世界是一片杂乱与混沌。他们在劫难逃!
行文至此，我不由地想到艾伟。我与艾伟交往不多，印象中，艾伟腼腆拘谨，是个“内向而不善交往的人”。他的目光淡漠，把自己与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拉开了一段距离。我在想，小说中屡屡出现的场景，比如精神的对立、沟通的困难、情感的困顿等，艾伟生活中有吗?如果有，敏感的艾伟如何应对?而小说对危机的真切感受、对困窘的细腻描述，是否来源于作者的经历与体验?所幸的是，小说就是艾伟的神话，在这块自由的空间里，艾伟化蛹为蝶，进行着永不止息的精神蜕变。他让刘亚军、步年、顾信仰等诸多人物替代自己在苦难中挣扎、呼号与寻觅，他的灵魂却摆脱了现实的泥泞，御风飞翔。所以，写作是艾伟走出困窘的路径，实现精神救赎的方式，其意义几近于王肯的谎言，赋予生活以色彩，赋予生命以价值。诚如艾伟所言，“写作是平淡日子里的奇迹，也是自我解放的方式。”
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爱人有罪》中，艾伟再度深及个体生存的精神困窘。女主人公俞智丽在共青林遭人强奸，在她的指认下，鲁建遭受了八年的牢狱之灾。然而，鲁建是无辜的。出狱之后，满腹冤恨的鲁建找到俞智丽，一场爱恨交织的疯狂由此展开。这是个富有意蕴、充满空间的故事构架，小说中的人与事，比如警察姚力的胆大妄为，假借慈善名义的李大祥招摇撞骗，鲁建重返社会的艰难等等，有意无意地直击现实社会敏感问题，很有开掘的价值。但是，艾伟点到为止，由外及内，把叙事锁定在人物的精神维度上，把一场单纯的精神救赎，转化为对世俗道德的深度置疑。
出于赎罪的目的，俞智丽的举止行为可以用“向善”这个词加以概括。她是机械厂的工会干部，热衷于帮助别人，比如替职工接送孩子，为贫困的工人捐款，照看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等。她觉得，“不管什么人，只要她觉得需要她的帮助，她就会尽力而为，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拥有的一切。”甚至当陈康、王世乾把手伸进俞智丽的衣服，她神态平静，“没有拒绝也没有鼓励”，以超乎常人的宽容与牺牲，面对焦灼的灵魂。人们说，俞智丽的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透出“圣洁的光泽”。
在传统的伦理意识中，向善是个高尚的道德境界，俞智丽可谓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但是，它并没有引领女主角走向光明与圣洁。小说以一个看似平淡的细节，俞智丽与鲁建之间的性关系，引起她的身体快感，使整个叙事话语透出丰富的弦外之音。起先，俞智丽抛弃家庭，委身于鲁建，想法很简单，她觉得自己冤枉了别人，应该补偿，应该赎罪。她把满足鲁建的性要求，看作是献身和牺牲，看作是一种向善的举止。向善的道德信念是俞智丽忍辱负重的精神支撑。然而，意外的性愉悦改变了这一道德格局。俞智丽先是惊讶，继而陷入两难的伦理尴尬。她怀疑自己的行为，搞不清楚自己一次次主动上门，到雷公巷108号去，究竟是出于一种高尚的道德动机还是下贱的肉体欲望?她困惑、疑虑和痛苦，责怪自己是个“贱人”，讨厌那不分场合产生快感的身体，不经意处，她的道德支撑轰然倒塌。
在小说中，身体快感是极佳的切人口，它的意义不只是生理上的。俞智丽对待身体的态度有点特别，由于漂亮的身体曾经给她惹过麻烦，她冷淡它，排斥它，把它当作一种异己的东西，有些时候，甚至把它当作一份牺牲、一份祭品。我以为，小说一旦涉及与身体相关的细节，艾伟的笔调冷酷，透出太多的嘲讽意味。当俞智丽为高尚的道德感所支配时，她的身体，用一个贴切但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那就是行尸走肉。你看看，王世乾伸出干枯的手去抚摸，她没有拒绝；面对李大祥色迷迷的眼光，她淡然地宽衣解带……传统伦理观念对人性、对女性尊严的藐视和践踏，由此时见一斑。倒是鲁建的粗鲁和激情唤醒了俞智丽的身体，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标志，表明转折的来临。勃勃的生命欲望来自于身体的内部，它完全是个体的，感性的，与传统道德相背离的，但却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呈现，从而使两个人的关系有了全新的含意。所以，就主题而言，发生在俞智丽内心深处的这场社会道德与个体欲望之间的精神搏杀，与艾伟以往的小说一脉相承。
俞智丽注定是个悲剧人物，因为这场精神搏杀无论谁赢谁输，都是以俞智丽的毁灭作为代价。当然，俞智丽只能用传统伦理的眼光看待身体愉悦感，她无法明白，她的赎罪、她的向善，何以导致罪恶?究竟在哪个环节出现了差错?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灾难更是接踵而至，丈夫王光福濒临精神崩溃、女儿心灵遭受伤害、由于误解和精神失控，鲁建和陈康成为杀人凶手……这一切，跟俞智丽的善举有着显而易见的因果关联。她就像民间传说中的扫帚星，给亲人和朋友带来不幸和痛苦。
事实上，俞智丽步步走向伦理绝境是一个不断呼号、反复诘问的过程，小说题旨因此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伦理的置疑上，而是有了更丰厚、更深远的指向。比如，在现实境域中，向善的功利色彩与绝对性之间的矛盾；在传统文化的视野中，赎罪缺乏宗教资源与变异的问题；善恶依存与转化等等，它们无不直指民族生存的真实境况以及难以言说的精神困窘。其中伦理道德往往是最为敏感、最为直接，在艾伟笔下，总能引发出更多的思索。
我以为，少年视角是艾伟小说另一个重要特征，直接关系到艾伟的言说姿态。所谓少年视角，是指艾伟在部分作品中选择豆蔻少年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比如《少年杨淇佩着刀》中的杨淇，他是个乡村中学里的学生，《小姐们》里的红宇才十四岁，嘴角边刚刚长出一层毛茸茸的胡子。这一视角融入了艾伟少年时代的记忆和经验，拓展了叙事的空间，但它更是一种叙事策略，意在更新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并对日趋意识形态化的成人话语形成解构。
我们不妨以《小姐们》为例。外婆死了，为了丧事办得体面，在城里开店的大姨兆曼带来六个年轻姑娘到山村奔丧。这些姑娘身材窈窕，脸蛋光鲜迷人，青春洋溢，红宇觉得“她们把这个死气沉沉的葬礼照亮了”。小说随着红宇的目光展开，写她们在灵堂上各不相同的情态，写她们清脆、张扬的笑声，写她们在山岙深处的清水潭子里洗澡。我觉得，这部小说艾伟写得最为纯正。故事场面富有美感，少年对女性芬芳的迷惑，朦胧而弥漫诗意。这与叙事视角的选择有关。红宇生活在偏远闭塞的山村里，既不知道“小姐”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这称谓的特殊内涵。加上情窦初开，他对美丽的姑娘有着天然的好感。红宇单纯好奇，没有世俗羁绊，即便是言语举止放肆的刘燕，她公开表示喜欢红宇，称他为“小男人”，红宇也只是感到有点不自在，受到了诱惑，却不会想到要把刘燕置于道德审判台上。所以，红宇的视角为风尘女子提供了新的解读：在“小姐”的职业面具后面，她们有善的、美的、充满活力的一面，也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或许我们心生怜悯，由此
联想到小姐们的生存之困窘、处境之屈辱、堕落之无奈，从而在无意间完成了对“小姐”这一称呼的颠覆。
作为叙事策略，艾伟对少年视角有着某种偏爱。即便是叙写当下社会现象、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冲突以及生存体验，艾伟时常通过叙事变位，让少年视角以隐性方式出现小说中，替代成年叙事者的眼光。通过这一叙事立场，作者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孩童般的无所顾忌，细说灵魂的复杂与幽暗。比如在《越野赛跑》中，对步年精神世界的剖析，无不得益于隐性的少年视角的存在和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视角同时兼有修辞意义。这有二个层面的含意。首先，少年叙事的温和、平静与所讲述故事的沉痛、惨烈之间形成一种反差，一种张力，使故事具有反讽的修辞效果。在艾伟的小说中，比如《乡村电影》，这种反讽意味若隐若现、时有时无，但它关联艾伟的美学追求。我们知道，反讽具有一种离间力量，它引导读者超越文本，超越具体人事，领悟隐含其间的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东西，使故事成为解读存在的某种隐喻和象征。我以为，这就是艾伟非常推崇的小说“寓言品格”。哎伟曾经在短文《无限之路》中，把寓言化写作、寓言品格视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并做过充分的表述。而少年叙事带给作品反讽的修辞效果，为作者的艺术探寻提供了便捷的路径。
其次，一种升腾的想象力时常出现在少年叙事过程中。这种想象力具有一种孩童般的放纵与张扬，在叙事中起到童话修辞的效用，使故事充满神奇色彩。比如长篇小说《越野赛跑》中，步年学马变马、人马赛跑、女孩像天使一样在马前马后飞翔；在中篇小说《家园》里，一个名叫古巴的孩子为了躲避灾难，爬到电线柱上，数天不吃不喝。遭遇自然灾害的光明村，用画画、诗歌和各种神奇说法来抵挡饥饿，画饼充饥居然也有效果。这种不可思议的情景只有童话或者神话中才有，但叙事者看来，却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很显然，豆蔻少年的纯真让想象力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在艾伟的小说中，类似的童话情景只占一小部分。整个故事，比如《越野赛跑》，依旧植根于现实生活，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商品经济等，都是小说中色彩斑斓的场景，影响并决定着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也就是说，具有童话色泽的想象力，其参与叙事，仅仅是作为修辞手法，而不是把小说变为童话。凭借着升腾的想象力，小说的叙事空间被打开了，叙事者能够自由地穿行于现实与幻想这两个世界。在历史层面上，如高德老头出殡、批斗四类分子、气功师的现场治病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小说采用叙事变位，以成年人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世事惊涛和尘世之喧嚣。而写到天柱山谷，写到神奇的人和事，叙事者一派童真未泯，用少年诗意眼光打量这个世界。于是，故事因此出现了变形，在夸张的、极端化的展现中，小说对人类存在的精神困窘获得了新的审视与观照，从而构建起一种寓言结构、一种深度的美学蕴含。
